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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县那些奢华事

汪玉凯教授认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09年7月印发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还有待进一步细化实施细则,使其更具可操作性。“对现有政府机构中明显的决策失误给社会造成严重后果的,应果断启动问责机制”。

朱芒教授则认为,现有监督的部门及法律众多,效力上看应分为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现有监督大都停留在内部系统的自我约束力上。其影响功效意义不大,有的甚至可以说没有意义”。

汪玉凯对《法治周末》记者表示,“越穷越奢华”现象反映的最核心问题是公权力尚未得到有效控制。

“我目前看到的‘越穷越奢华’怪相,大多数是用无法归属个人而被纳入政府权力管辖范围的公共财政、公共权力、公共资源。”王太元举例说,“土地国有化在当今中国成了各级政府‘土地财政’之类不正常现象最大的根源。”(莫静清 廉颖婷)

奢华忆记

贫困县的那些奢华事

一个年财政收入只有3000万元的国家级贫困县,竟酝酿举债60亿元来造新城,经过十年努力,终究成为南柯一梦,留下一个“烂尾城”,让世人拍案惊奇。

贫穷其实并不可怕,奢华也未必可耻。但当贫穷遭遇奢华,共同成为某种现象的注脚时,贫穷就变得可怕,奢华就变得可耻。

这种现象就是当下屡被诟病的“贫困县的奢华”。

作为一个贫困县,其财政资金本就捉襟见肘,也有诸多民生问题亟待解决,但它却偏偏大兴土木,修建豪华办公楼、豪华广场,给官员建豪华别墅、超标准配车等等,其“奢华”程度往往让人吃惊。

贫困县的“奢华”之风究竟从何时刮起,至今尚无人清楚考究。

查询网络记载,最早提及贫困县建豪华办公楼的,是2003年8月来源于新华网的一篇报道。该文提及,当时新任江苏省委书记的李潮在视察一个贫困县时发现,“一个财政穷县,竟有豪华办公楼一条街”。

文章虽未具体说明是哪个贫困县,但这个提法在后来有关报道及评论中屡被提及。这或许是贫困县的“奢华”之事首次被曝光。

自此之后,关于贫困县超越财力兴建豪华办公楼、豪华广场等报道屡屡见诸报端。

2004年,媒体报道称:河南卢氏县是个山区贫困县,温饱问题尚未解决,但有个乡政府竟敢动用百余万元扶贫款盖豪华办公楼。

无独有偶。同是在河南,仅50平方公里、130多万人口的贫困县太康县也被曝于2004年投资1000多万元,占用耕地400多亩建起豪华的“太康广场”。

同年,辽宁省贫困县北票市打着“辣椒节”的旗号,于2003年耗资800万元修建了一个豪华的“世纪广场”之事也被曝光。

2005年,有媒体披露:山西省贫困县柳林县投资近两亿元,建起了高16层60.9米的综合办公楼,而2004年该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1515元。

从近些年的历次审计风暴所揭示的情况看,地方政府在超越财力修建楼堂馆所和形象工程时,大多是依靠挤占、挪用国家专项基金,再加上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来筹集款项。

关于乱收费、乱摊派,湖南新田县人早就遭遇到了。

2005年,媒体报道称:湖南省新田县是个年人均收入不足千元的贫困县,而该县教育局在原局长文建茂的领导下,用有限的经费建起了气派的办公大楼,换上了豪华的轿车。

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为了筹集到资金,该局可谓想尽了“花招”:向全县学生每人每年收20元的教育发展基金,全县7万多名学生就是140多万元,而且一收就是6年;之后,又以筹建体育中心的名义,强行向全县中小学生收取住宿费达百万元之多,最终体育中心没建成,所收款项也没退回;此外,还通过为全县师生搞卫生防疫、人身保险等大吃回扣,动辄百万元。

而国家级贫困县山西浑源县人也很快领略到了“另一番滋味”。2006年媒体报道称,该县检察院,修建了价值千万元的豪华办公大楼。据调查,其建楼资金大部分来源于检察院参与公路治超的罚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