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机有合理性 不宜放在道德层面判断

抛开官员受贿、贪污腐败另论，朱芒教授表示，每一起“越穷越奢华”事件的动机好坏其实很难判定，且不宜放在道德层面判断。

在朱芒看来，城市化及城市发展过程中，经济要起飞则必须吸引资本。“但如果城市自身不扩张，又如何实现招商引资？”

与此对应的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对沿海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发展均使用同一个GDP为主的评价标准。“对于同样参与竞争的贫困县来说，借鉴东南沿海的城市化经验往往被认为有效。”

朱芒认为：“内蒙古清水河县十年建一城，当年‘拍脑袋’的‘上级领导’应该也听说过类似的成功案例。”

“城市竞争并未有错，所有城市在同一个标准要求下，虽然中央政府实行财政转移支付的优惠政策，但是贫困县发展不可能仅仅依靠救济，‘寄人篱下’的滋味并不好过，他们也想有自己的发展空间。从这个意义上看，每个贫困县不同奢华现象背后的动机都存在一定合理性。”

“以《同一首歌》为例，一个贫困县超越其经济能力做这样一个大型商演，其行为好坏究竟该如何评定？”朱芒介绍说，如果当地政府邀请《同一首歌》的决策均遵守法律规定、整个预算通过了县人大审查、通过了专家及当地百姓的充分论证后，可以得出一个客观估算。“根据估算再决策，即使商演成本花费巨大，依然有可能回收较好的经济及社会效益。”

决策失败追因 不正确的发展思路和政绩观

对一些贫困县奢华行为导致的决策失败或当地负担加重，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教授认为，原因之一在于有的官员假公济私，以招商引资、引进人才或改善投资环境为名，大兴土木，实则为自己创造奢华的办公环境和生活条件。

错误的发展思路以及错误的政绩观，在姜明安看来，亦是决策失败的重要原因。

“在贫困县奢华行为背后，其实并不乏官员试图改造当地贫困面貌，希望有所作为。”姜明安对《法治周末》记者表示，“形象工程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有利于对外宣传、进而引进人才和资金。

但这些地方的领导人做过头了，把建设形象工程作为基本的发展思路，而未立足于当地财力的可能性和考虑当地百姓的迫切需要。”

2010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明确规定：不准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沽名钓誉的政绩工程。

朱芒认为形象工程其实很难杜绝。“单从出发点看，每个政府都不会认为自身的决策是为了做形象工程，而认为会对城市建设及招商引资起到切实的推进作用。”

此外，朱芒表示形象工程的范围定义亦属难题。

姜明安认为，官员的心态亦严重影响地方政府的决策：“有一部分官员并不是完全从城市的长远发展角度去考虑决策，而是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吸引领导、媒体及社会关注上，以谋求短期改变当地面貌和自己的处境。这种官员心理在贫困地区最为明显。”

对于当前政绩标准，姜明安认为存在误区，其中最大问题在于上级政府的误导。上级将GDP和城市形象(高楼大厦、大广场等)作为主要或惟一的政绩考察标准。“省考察市，市考察县，领导们首先看的都是GDP和城市形象，看有无改进，改进了多少。”

“当经济发展到上世纪90年代一定阶段时，惟一的GDP政绩标准其实就应该摒弃了，但至今许多地方的发展思路尚未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转变。”姜明安称。

姜明安认为，在当前背景下，政绩标准应以百姓的幸福指数为主要指标。这包括改善民生(吃住行)、生活生态环境、以及教育、卫生、安全、社会保障等具体指标。

追求GDP 大幅度卖地推动“致富”

近几年来，大幅度卖地并带动房地产业、建筑业发展成为诸多贫困县在GDP竞赛中迅速脱贫的夺宝奇兵。

全国惟一的滨海国家级贫困县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因其县长王雄在接受采访时的一句话“我们规划了10个高尔夫球场，在建的是4个，建好的有两个”，正遭受着诸多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