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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底线难寻 官员贪少点民众就已很满意

不知道100年后的人们,将如何看待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时的社会底线应该不会比现在更低——除非2012真的来临,人类再次踏上从蛮荒到文明的漫漫征途。

人人都是破坏者

有人说,在复杂无比的人性面前谈论底线显得过于浪漫。可是底线不应该只是一种理想,尤其我们俯首当下,看到更多的都是沉重和不安。因为很多我们曾经谴责和愤愤不平的东西,却已然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我们共同的选择,而这显然要比某一个行业或职业失去底线更加可怕。

在弱肉强食、赢者通吃的社会规则面前,不择手段成为富人,已经是几乎泛滥于整个社会的共同目标。随之而来的就是全民拜金的浪潮:有钱就有尊严,为了钱可以丧失或选择性遗忘底线,直到百无禁忌抛弃道德、原则和法律。

学者孙立平今年2月在人民网发表题为《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走向溃败》的文章,其中提到,“社会溃败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甚至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

也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们看到,在今天的中国,几乎所有的职业底线都在全面下滑,各行各业,无一幸免——养猪户在饲料里添加瘦肉精,奶农往牛奶里掺杂三聚氰胺;曾经是人间天使的医生,收取红包已成常态并对自己的行为振振有词;商人坑蒙拐骗,大生意大忽悠,小买卖小骗局;知名学府教授公开以金钱“励志”,要求其研究生40岁时没有4000万身家“不要来见我”;记者编造新闻,甚至涉嫌欺诈的事件也偶见报端;科学家为利益忘却良知,左手拿着国家的科研基金右手帮助自己担任董事长的企业捞钱;IT公司为竞争在用户电脑屏幕上争吵不休……人人都是破坏者,才有了社会的千疮百孔,底线的摇摇欲坠。

挣有数的钱,过有底线的生活,做有分寸的事。这是央视主持人张泉灵发出的感慨。只是今天,做到这一点又谈何容易?学者刘瑜曾在文章中提到,“要是‘单位’发个来路不明的3000块超市购物卡,很多人肯定喜出望外地去买了盼盼法式小面包或者欧莱雅化妆品因为‘你值得拥有’”。

底线有高低,境界各不同。如果说随波逐流浑水摸鱼的人们挑战底线多半还只是造成社会风气的不佳,那么无故打死一个路人或因各种原因杀死他人的行为,就已经彻底将社会底线推进了万丈深渊。

大学生会因没有身份证被打死,街头小贩会被城管打死,总经理可能被董事长杀死,亿万富翁会雇佣杀手铲除仇敌……在网上搜索一下“雇凶杀人”,超过18万条的记录瞬间就触目惊心地出现在眼前。当一次又一次非正常死亡事件发生的时候,诚如有评论所说,暴力至上似乎成了一面黑色的旗帜,而在这面旗帜之下,社会规则的底线早已荡然无存。

最新的一个案例发生在江西抚州,电影《盲井》中的一幕在这里真实上演:一些人组成团伙,买智障流浪汉并伺机将其杀害,再制造矿难假象骗取高额赔偿金。而在甘肃平凉,一对夫妇居然将毒药投放进牛奶中,造成至少3名婴儿死亡。有学者和媒体人早就提醒,要防止中国社会的西西里化趋势。在社会规则底线被突破和社会信任极度缺乏的环境中,黑社会组织和政府组织的相互渗透,衍生出的将是畸形的以暴力作为维持社会运转主要机制的秩序生态。

那一天,真的会来吗?

越无耻,越张狂?

从某种程度上看,底线和成功学的标准颇有契合之处,二者在不同的社会阶段会呈现不同的状态。李嘉诚曾经被香港人视为奋斗的典范,但现在不会了,因为今天香港人更在乎的是制度的公平性。闾丘露薇则注意到,内地背景的讲者依然在把李嘉诚作为榜样勉励学子——财富被作为成功的标准在香港过时了,但内地却依然如此。于是,才有了底线不断被挑战,典型领域一个在官场,另一个在情场。

香港凤凰卫视主持人曾子墨说,“男人们会选择包二奶,或者三奶四奶。一个不偷不抢的二奶有什么错呢?”一句话捅了马蜂窝,自从去年六一之后,曾子墨的微博就处于停顿状态。《新周刊》评述称,如同婚外感情再情有可原,也在道德的低点,实在是不可说。而这家杂志发布的《2010中国情爱报告》,更是为中国人的行为底线贡献了很多案例——小三不一定幸福,但多半内心强大。北京一位女画家发现丈夫和情人偷情后,在微博上直播家丑,却遭到当事人义正词严的回击。——“最可恶的不是偷情,而是偷情后还理直气壮。”

这就是今日中国的现实。有房有车成为找对象的最低底线,为出名不惜在电视上极尽刁钻刻薄之能事的女人抢占着中国黄金档的电视频道。“那些女嘉宾大概不想被任何人带走,因为除了摄像机,没有一个男人的注视能让她们感觉如此之好。”

在强大的物欲面前,爱情的标准不再仅仅是“我爱你”而更可能是“我爱你的钱”。同样,部分为官者的底线也变了调。

面对涉嫌强拆的质疑,有江西官员投书媒体高呼“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为了完成节能减排指标,很多地方寒冬时节宁可让居民冻得瑟瑟发抖也要拉闸限电;上访者可以被送进精神病院,年轻法官会离奇在看守所“自杀”,甚至喝开水也能死人;对于村民有关贪污腐败的举报,山西一村支书直言“我不贪污,当官干啥”。张狂已经是一种传染病,而一些地方执政者已经逼近无耻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