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党国英 

     1月7日，在江苏邳州市河湾村发生了一件农民为保护土地与非法抢地的暴徒之间的冲突事件，村民一死一伤。（1月18日《新京报》）

     这件事情究竟有什么样的背景，我们暂时还不很清楚，但类似的血腥故事早已听到不是一件，它和其他事件的逻辑如出一辙。在一些地方官员的眼里，耕地创造不了多少GDP，农业好坏显示不出政绩。而在一些村干部心里，要想自己的腰包鼓起来，只有打农民承包地的主意，最好是把农民的承包地收回集体（实际上是攥在村干部自己手上），变成商业用地。少数政府官员可以瞒天过海，以自己的“红头文件”充当法律，而一些村干部有的是软硬兼施的本领，在诱惑和威胁之下，普通农民常常招架不住。

     说实话，不少农民自己也常常态度暧昧，并不是所有农民都想一心保地务农。种一亩地要辛勤劳作，还要投入金钱，一年下来，要有千元纯收入殊非易事。如果有人把地拿走，每年有可观的租金收入，且村干部没有多吃多占，很多农民也会选择不吱声。如果官员们不是过于张扬滋事，能安抚好农民，特别是安抚好农民中的“刺儿头”，也就不会有大麻烦发生。

    在流血事件发生之前，那里发生的不过是平常可见的圈地故事。一块又一块土地未经过合法程序变成了商业用地，而官员们搪塞上级的理由五花八门，说那些地是废弃地，不适合耕种；或说某一块地本来是集体闲置建设用地，需要更有效地利用。经济发展导致竞争愈演愈烈，小商业、小制造不能赚钱了，给农民的租金付不起了，民怨就有了。官员们想出的办法是引进更大的商人，于是要“整理土地”，而农民们不放心，不肯信任官员们，于是就争执扯皮，直至闹得不可收拾。

     一心想遏制耕地流失的首先是中央政府，而农民对耕地的保护需要更直接的利益机制。依官方说法，中国实行了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的确，国家的一整套政策不是摆设，但是，保护耕地要做到令行禁止实在很困难。有一句话叫做“算账算不过中央，捣鬼捣不过地方”，在中央和地方围绕土地的博弈中，中央这边坚守的国家“根本利益”有时敌不过地方那边的“短期利益”。

      今后怎么办？我看用好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的两个“杀手锏”，叫做“产权明晰，用途管制”。说“产权明晰”，就是给农民说“不”的权利，提高非法占地的成本，不要让一些官员拿三瓜俩枣就能打发农民；说“用途管制”，就是让土地规划法制化，对违法用地坚决给予制裁。把这两件事情做硬，保护耕地就大抵有了希望，江苏邳州发生的这类事情就会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