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最卖命的王克柱总抱怨工资太低，想去外面报名学点东西却又“听都听不懂”，还是放弃了。他说知识太少，就只能干最初等的活，这是注定的。他有时候说头很痛，有时候又瞬间精神焕发。拉货的时候他总向前飞跑，仿佛那两板24箱货物根本没有多重。每天他都会爬上两三米高的货箱去盘点账目，也会钻到夹缝里去检查标识单。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卖命，他并不回答，直到某一天上午我看到他停在柱子面前，突然喊出一声：“救命！”他大约也不知道刚才自己说了什么，我却听到一群真实的灵魂。他们习惯了用最大努力去改变，直到努力演变为挣扎，也没有把握自己是否有那力量破开生活的大茧。

厂区里一幢幢厂房整齐敦实地竖立，除开顶上用英文字母和数字组合起来的序号，便几乎再没什么特质。厂房里的机器，仓库里的货箱，乃至流水线上着齐整工衣的工人们，也都是如此。有一天早晨，我在上班的路上看见厂房的窗户里探出两张脸，一动不动，一直望着路上的人流。太远，看不到表情，也听不见声音，那窗里仅是两个黑点。可站在他们的位置，这路上无疑也是一大群移动的黑点，无比巨大的白色厂房背景下，他们渺小而一致。

【三】

这个工厂的工人们用双手支配着世界上最尖端的电子产品的组装生产，不断刷新着令人激动的贸易纪录，连续7年内地出口额排名第一。但是似乎在他们操纵机器的同时，机器也操纵了他们：零部件在流水线上的一个个环节中流过，加工成型；他们单一而纯粹的青春，也在机器的特有节奏中消磨。

凌晨四点，我上完厕所侧耳贴在车间走廊的墙壁上，听到机器的隆隆声从四面传来，频率稳定不息，那是这个工厂的心跳。工人们每天就在这种固有频率的支配下工作、走路、吃饭，我此刻明白了为什么我在没有人催促的情况下会在工厂的路上走得那么快，会在食堂里吃得那么急，虽然并不舒服。你就像每个零部件一样，进入了这条流水线，顺从于那节奏，隶属于那凌晨四点的心跳，无法逃逸。

当深圳，这个曾经的边陲小镇一跃而成为珠三角东岸最繁华的都市之一，在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的背后，我遇到的却是一群迷惘焦虑的年轻人。《时代》杂志在2009年把中国工人作为了年度封面人物，这本杂志说，中国工人以“坚毅的目光，照亮了人类的未来”，然而所谓“坚毅”，却是忍耐机器异化、资本侵蚀所必需的品质。这样的“坚毅”，还是他们可承受之重吗？当电脑、手机、汽车，每一样商品都成了资本的产物，汗水、青春，乃至生命，每一样代价也被资本消耗殆尽。

这个容纳四十多万人的巨型工厂并非是人们想象中的“血汗工厂”。它提供食宿，规模达到一个中等城镇，流水作业，井井有条。与同类相较之下，这里的设备齐全而优越，待遇标准而规范。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蜂拥而至，只为找一个自己的位置，找一个也许他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

这实非一个工厂的内幕，这是一代工人的命运。

破解富士康员工的自杀“魔咒”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杨继斌 实习生 刘志毅 发自深圳

富士康开始建立一整套心理健康制度，图为宣泄室

这是富士康员工在进餐，富士康园区每平方公里有十几万人，虽人海茫茫，工人与工人之间却是“熟悉的陌生人”（南方周末记者 王轶庶/图）

参与调研的心理学家认为，富士康员工自杀多数由心理疾病造成。但亦有社会学者指出，新生代打工者实际收入远不如父辈，又缺乏回到农村的退路，他们的焦虑无助是自杀增加的深层原因。工厂要建立员工心理关怀机制，政府更应提供对新生代打工者的制度关怀。

“魔咒”与心理疾病相关

在25岁的卢新自杀约30个小时之前，三名20岁上下的青年，相约在台州市的一处街心花园服毒。两人死亡。

在卢新自杀五天之后，他的同事、已处在家长照顾之中的许昌姑娘祝晨明从所住的宿舍楼跳楼身亡。

在更大的视野里即可发现，死亡的魔咒并不只在诅咒着“郭台铭的紫禁城”。

为了阻击接二连三出现的跳楼事件，富士康从四月上旬开始“花钱买信息”：任何职工只要发现身边的同事情绪异常，便可通知心理医师或者部门主管。若情况属实，公司奖励200元。

截至5月10日，这场“人民战争”让富士康卫生部发现了二十余例情绪异常者。其中已经患有较重精神疾病的，在家属同意后，送进了深圳康宁医院；另一些情绪异常但无需住院治疗的，则由家属陪伴回到了老家。“但我们觉得很挫败。”刘坤说。让富士康感觉挫败的是5月6日凌晨4点30分的卢新跳楼事件。可是，刘坤尚未从6日的挫败中缓过气来，新的冲击便又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