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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八连跳”自杀之谜

不知所措的青春

自杀者卢新在日记中说:现在我的人生第一步就走错了,很迷惘……

即使亲近如曾红领也不知道是什么让乐观、外向的卢新突然精神异常。

目前所能找到的、卢新最后的日记,发布于2009年10月26日17点35分。这篇载于“校内网”其个人主页上的日志,清晰记录这个喜欢哈士奇、喜欢林志玲的湘潭青年,对于前途的不知所措:

“放弃了最喜欢的公共职业:支持西部建设,为了钱,来到了公司,结果阴差阳错没进研发,来到制造,钱还算多,但在浪费生命和前途……哎,真的很后悔……现在我的人生第一步就走错了,很迷惘……”

在卢新自己创作的歌词里,他回忆起儿时的岁月:“风轻轻的吹过,掠过一丝羞涩,儿时的往事黯然失色。”

当躺在仓库的栈板上时,李祥庆也会讲起他的童年,找食物去野炊,做孩子王,在洞里吃自己烤的花生,偷玉米烤着吃……

在一些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的眼里,生于1985后的卢新、李祥庆这样的新生代打工者,具备这样的性格特征:更倾向于个人主义,更习惯于城市的消费文化,经济负担较轻。与第一代打工者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但是他们却经历着更加显著的城乡分裂,更大的收入不平等,以及更深刻的社会排斥。

或许这是困于此种际遇的一种无意识表达,中国的新生代打工者在这个夏天前所未有地迷恋上死亡。5月4日,三名20岁上下的少年,相约在台州市的一处街心花园服毒,其中两人死亡。

而在管理者看来——李金明早在1993年便来大陆,他管理过两代打工者——第一代农民工更勤快,更容易满足,而新生代这些孩子,“急功近利了一些”。李金明跟南方周末记者讲述,他们这一代人,是如何从台湾农村,一步步成长为顶级的管理者。

沿着东环二路富士康龙华园区向东走去,每天都有六七个算命的蹲在路边。一个河北口音的算命师父告诉记者,来照顾他们生意的,多是富士康的青年。他们花上10块钱,让他们在自己手心寻找命运的脉络,“每天都有二三十个人”。

从南大门出来,向佳润宿舍方向走去,有一个彩票出售点。这里总是人潮汹涌,尽管没有传出过谁发了横财的消息。5月6日晚,彩票点已经下班,一员工还在一直看着那挂出来的“下班,停止销售”的牌子。

从中心花坛的喷水池往北走去,左手边有一家书店,面积不大但分类清晰,五脏俱全。书店总是有一个女工蹲在MBA数学考试的复习书边一直演算。“我只是看看,”她有些害羞,“考上了学历可以高一点啊。”本子上的一列列数字远看并不清楚。但页眉上蓝字印刷的“知识改变命运”分外鲜明。

沿着出龙华区富士康南大门的路,一直往南,大约一公里,有一个小广场。这里出售着富士康生产的各式高档手机。他们经常过来看,“这都是我们厂造的啊。”但是自己使用的,却总是四五百块钱的山寨版。

从观澜厂区的大门出来,过天桥一直往前走,有一个商场。商场四楼,有一元钱一首的K歌房和五元钱一局的台球。这是年轻的打工者打发夜晚的地方。

从“红太阳歌舞厅”出来,下坡,穿过两栋住宅楼,是一个溜冰场。警察们从打工者队伍中揪出了几个赤膊的人(听说身上有摇头丸)带走。随后,震耳欲聋的音乐再次响起。

而现在,以及以后的日子呢?

河北的高海伟用一个捡到的椰子挖成了保龄球。作为一个河北人,他说他的“根”在北京,哪怕是六环外,哪怕是顺义,通县。他哥就在顺义买了房子,有个家。

王克柱说只有知识水平高才能做更多的工作,他给自己报了一个英语培训班。但很快就放弃了,“没办法,听都听不懂”。

李祥庆的梦想是赚钱、发财,不用愁女人的事情:“我的女人?跟着我走啊,我讨饭的时候在旁边看着,给你个馒头。”

而自杀者卢新,他曾经希望成为一个歌手,后来希望成为一个公务员。但5月2日开始,他变得情绪异常。平日不喜喝酒的他忽然要求曾红领他们一起喝酒。他告诉曾红领,他觉得“工作压力太大了”,“睡不好”。

到5月5日晚10点,他开始显得前所未有的焦躁。他一再念叨着自己“不够孝顺,给父母的钱太少”、“自己活不过当晚”。他开始恐惧整个世界。晚上11点多,富士康公司将卢新安置到其台籍主管所住的招待所里。

5月5日上午,他甚至给母亲电话说没事,不用过来。——稍早一些时候,曾红领他们已经将卢新的精神异常状况告诉了他的亲属。

5月6日凌晨4点30分,正在火车上的母亲和弟弟大约4小时后便会到达深圳照看他。但卢新没有等到这一刻。在床上几个小时的辗转反侧后,卢新从朋友的身边爬起。他说想看看窗外的风景。那时朋友就站在他的身边。几秒钟之后,他就从阳台上跳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