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财富与地位象征的高尔夫球场，毗邻的却是一群因为球场征地而失去大部分土地的贫困农民。一场场失衡的冲突也由此上演：
失地农民想赚点小钱，捡了球客们打丢的高尔夫球，然后再卖给他们，结果被判“盗窃罪”。失地农民只得到4000元/亩的补偿，高尔夫球场开发的别墅却卖数百万元一套，他们去抗议最后收效甚微。失地农民有人心理失衡，去纵火泄愤，结果被科以重罪……
他们的命运，或是穷人面对富人的一个极端又充满隐喻的样本，一个需要公共政策去救济和反思的样本。
贵阳高尔夫度假中心鸟瞰图冉金/翻拍/图
开发商用高尔夫概念圈来廉价土地，批量开发别墅，可售数百万元/套，其暴利引来失地农民的不满。冉金/图
失地农民滕彩荣最大的感慨是：“富人的东西，穷人不要碰，碰也碰不起。”
这是他的宿命之感：几年前他在村子边的高尔夫球场先后捡了一麻袋高尔夫球，结果身陷牢狱之灾。
捡球能算偷吗？法院在第一次判决时认为算“偷”。结果，滕彩荣于2009年3月被以盗窃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与他同案被判刑的，还有两名同村村民，因收售他的二手高尔夫球而被控“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但法院在重审时，又认为捡球不算偷，于是滕彩荣被判无罪。滕彩荣以为没事了，刚走出看守所，又接到了当地检察院的抗诉书。原来，检察院认为，捡球应该“算偷”，而且滕彩荣非坐牢不可。该案子被上诉至二审，尚未宣判。
深受“高尔夫”折腾的滕彩荣，是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扎佐镇三元村人。建在他家不远处的“贵阳高尔夫度假中心”，是贵州省最好的高尔夫球场，建于1997年，是靠征用滕彩荣所在村庄的大批土地建成的。
来这里打球的，都是“达官显贵，社会名流”。但这个供最有权势和财富的人享用的场所，毗邻的却是一群最没有权势和财富的失地农民。滕彩荣们与高尔夫球场之间的冲突，在一开始就已经埋下了。
失地
这座高尔夫球场拿走的，是曾经属于村民们的“绿地和美好生活”。
贵阳高尔夫度假中心是贵州省惟一的一个拥有18洞、72杆国际标准的高尔夫球场，是贵州著名的风景度假区，也是当地政府招商引资的重要平台。
作为贵族运动的“高尔夫”，是荷兰文kolf的音译，意思是“在绿地和新鲜氧气中的美好生活”。但在附近的三元村村民看来，这座高尔夫球场拿走的，却是曾经属于他们的“绿地和美好生活”。
三元村位于贵阳近郊，紧邻贵遵高速，有着大片山林和一个大型水库，村民们过着传统的农牧生活，主要经济来源是耕地和养殖，“虽不富裕，但很幸福”。
1995年，一纸征地令打破了山村的祥和，这个由香港和广东两家公司共同投资的高尔夫球场，选中了这里。一期工程占地1480亩，整体规划面积则逾3000亩，这意味着祖辈务农的三元村村民必须放弃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
村民的耕地和集体林地被当地政府以50年的期限征用划拨给了高尔夫球场，但低廉的补偿价格却让村民难以接受。但当地政府要求村民“配合重点工程建设”，并将补偿款打入存折，强迫村民领取，双方一度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据现任贵州省高院副院长，当时还在律所当律师的李汉宇回忆，无奈的村民找到了他的律所寻求“法律援助”。最终在李汉宇的“斡旋”下，贵阳、修文市县两级财政及开发商三方共同出资，将补偿标准提高到了约4000元／亩，才化解了这场征地风波。
而让村民最终接受土地出让的原因，还在于政府描绘的愿景。当时，失去土地的三元村村民曾向政府提出工作安置、生活保障等，政府有关负责人允诺，兴建 的高尔夫球场可带动旅游项目和第三产业，将携村民“共同富裕”。“以后你们就是在高尔夫门口卖葵花籽，都能生存。”时任镇委书记张荣华曾向村民如是保证。
这一年，滕彩荣经人介绍入赘到三元村一组的杨景兰家，当了一名上门女婿。而杨家8口人的7亩多田地被征用后总共拿到的补偿款不足三万元。
失望
由于失去了土地，村里一些年过七旬的老人仍要以打零工维生。
1997年，高尔夫球场开业后，作为“国内惟一的高原森林高尔夫球场”，很快吸引了众多名流商贾。
对于高尔夫这项“贵族运动”，村民们很快从新奇变成失望。他们发现，高尔夫度假中心（以下简称高尔夫）不过是富人的俱乐部，不但没有改善他们的生活，曾经的担忧反倒变成了现实。
封闭经营的高尔夫不需要也不允许他们“到门口去卖葵花籽”，这让村民们曾经期望借助高尔夫经营餐饮、住宿等旅游项目的愿望落了空。他们发现，来高尔夫消费的“贵客们”，都是开着车径直来去，对村民开的商店根本不屑一顾。
进入高尔夫工作成了不少村民的选择。但村民发现，这个为富人提供一流服务的豪华场所，并不能为他们提供满意的薪酬。
滕彩荣的妻子杨景兰最初进入高尔夫时从事草坪养护工作，一个月能拿到的工资只有250元。现在，在物业部工作的她每个月名义上的工资也只有550元，这是修文县的最低工资标准。
同时，在高尔夫上班的村民还要面对随时可能被开除的风险。2008年10月，就有数十名曾在球场上班的村民被高尔夫以金融危机为名辞退，而没有得到任何补偿。
也有很多三元村村民选择了外出打工，但对于不愿背井离乡的村民来说，进入高尔夫仍是“惟一的选择”，因为“方圆几公里都被高尔夫占了，就这么一家企业”。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目前贵阳高尔夫度假中心的300多员工中，有140多人为当地村民。
一位村民认为：“高尔夫标榜他们为当地解决了多少就业，但实际上是我们在为它提供廉价劳动力。”
这让村民们十分怀念曾经拥有土地的日子。由于失去了土地，村里一些年过七旬的老人仍要以打零工维生。
而这些失地农民们耳闻目睹的，却是高尔夫球客们一掷万金的豪情。在高尔夫打一场球，平日是1800元，周末节假日则要4000多。经常会有客人赌球，赌注下得很大，一场球打下来输一两百万元亦是常事，“花钱就像花纸”。
就在这个过程中，村民们发现了一项可以弥补收入的产业：捡高尔夫球，卖给球客们。
球祸
接到高尔夫的报警电话，三元派出所便会出动警力对捡球卖球的村民实施没收、罚款甚至拘留。
谁是第一个捡球者，已不可考。起初，对高尔夫毫无概念的村民，并没意识到那些被客人丢弃在水塘草丛里的白色小球可以捡来换钱。一个普遍的说法是，来打球的客人“点拨”村民，并教会了他们通过表面的“英文图案”来辨识不同品牌不同价值的高尔夫球。
小学三年级文化的滕彩荣勉强能记住四种。“最贵的是以T开头，还有打勾的，叫耐克。”因为这四种品牌的球，能比其他的“杂牌球”多卖一到两块钱。
客人们几乎每打一场球都会有球遗失，球场内所卖的新球要数十元一个，便有客人告诉村民，可以找回那些打丢的球，再以便宜的价格转卖给自己。
据村民回忆，从1998年开始就有村民利用在高尔夫上班或打零工的机会，在附近的林地里找球，再转手低价卖回给打球的客人。
平常，高尔夫将“回收”的二手球除一种品牌卖15元／个，其余都以5元／个的价格成袋转售给客人。而村民销售的二手球则要“实惠”得多。村民将捡来 的二手球仔细清洗后，多以两三元一个的便宜价格卖给打球者，最高也不过五元。“每天顺便捡两三个，就挣包烟钱，一个月下来能有个一两百元。”有村民回忆。
这样的活计吸引了很多村民。有的村民甚至以此为业，做起了二手球生意——专门从捡球者手里收购二手球再集中转卖。有的村民每天等在高速公路口，提着口袋或推着小车，向驾车前来的打球者兜售二手高尔夫球。
老实巴交的滕彩荣从2007年开始，利用在高尔夫打零工的机会捡高尔夫球。但他舍不得轻易卖掉，而是像存钱一样，将每次捡回的球都放进家里的一个蛇皮口袋存起来，“等缺钱的时候再卖”。没想到，积攒的高尔夫球却在后来被警方意外发现，并因此获刑。
但滕彩荣并不是三元村第一个捡高尔夫球的村民，也不是第一个因为捡球被警方刑拘的村民。
据了解，从村民捡球伊始，高尔夫就采取了各种措施进行管制。刑拘村民，就发生在高尔夫的各种管制措施均告失败之后。
约在2001年后，高尔夫开始求助三元派出所。曾任三元派出所所长的刘诚回忆：“这些球都是在高尔夫里捡的，高尔夫认为是它的财产，村民到底是偷是 捡，说不清楚，但总之没经过人家同意。另一方面村民在高速路上卖球，车一过收费站就一堆人围上去，也影响高尔夫的企业经营和企业形象。”他认为，作为基层 派出所，他们对这一贵州省的重要招商引资项目，“该维护的还得维护”。
因此接到高尔夫的报警电话，三元派出所便会出动警力对捡球卖球的村民实施没收、罚款甚至拘留。
景大山是村里第一个因捡球被拘留的村民。2003年，他在收费站门口摆卖捡来的高尔夫球被警方拘留15天。他拒绝在警方将他“捡球”写成“偷球”的讯问笔录上签字，并质疑道：“我的土地被高尔夫征拨，政府又没给我安置，我不偷不抢，捡个球犯什么法了？”
除了景大山，三元村还有多位村民因为捡球卖球被警方抓过。
但多年来，警方的介入，也没能使村民停止这项经营活动，村民们采取了你来我走的“游击”对策。2008年，滕彩荣被抓前，景大山甚至在工商局申领了经营“二手高尔夫球”的营业执照，成为了村里第一个有正规营业资质的“高尔夫球个体户”。
别墅
打赢官司的村民无奈地发现，虽然阻止了高尔夫在他们的林地上开发别墅，但奈何不了高尔夫在球场的其他区域建起别墅、获取暴利。
事实上，表面运作成功的贵阳高尔夫度假中心尽管有800多名会员，但和全国大多数高尔夫球场一样，其球场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高昂的消费价格只有极少数消费人群能承受，中国高尔夫协会秘书长崔志强曾透露，“全国真正能靠球场经营赚钱的不超过10家”。
贵阳高尔夫度假中心扭亏为赢的做法，和全国众多高尔夫球场的投资者一样，是借助高尔夫进行高端房地产开发。
2002年，村民发现贵阳高尔夫度假中心开始砍伐球场内的林地，修建豪华别墅。2005年，当高尔夫的挖掘机试图推倒球场内两片曾归属三元村的集体林地时，冲突终于爆发。
村民在投诉此事时发现，当地政府已在此前瞒着村民，将林地以荒山的名义无偿划拨给了高尔夫度假中心。村民还发现，在当初整个土地征拨过程中，修文县 政府并未取得任何审批手续，因违法用地遭到了国土部的巨额罚款。联想当初低廉的征地补偿，获知真相的村民不能接受高尔夫改变土地使用性质、修建别墅的做 法。于是群体阻止施工并四处上访，结果遭遇了当地政府的警力压制。
此后，村民选择了法律途径维权。贵阳市中院支持了村民的主张，撤销了修文县政府的无效林权证。这个结果让曾参与抓捕“闹事村民”的派出所长刘诚也懵了。事后，他还因抓捕村民被村民们告上了法庭。
林权官司的胜利，客观上在高尔夫形成了一个奇特现象：占地1400多亩的贵阳高尔夫球场内，却有两片林地的产权至今属于三元村村民。村民们也以“看林”为借口，进入高尔夫捡球。
滕彩荣的部分高尔夫球也是以“看林”为由进入高尔夫捡的。被公诉后，他用来申辩自己不是盗窃的理由之一是，球并非在高尔夫的土地上拾得，而是在属于三元村一组的集体林地里捡到。
然而，打赢官司的村民无奈地发现，虽然阻止了高尔夫在他们的林地上开发别墅，但奈何不了高尔夫在球场的其他区域建起别墅区。据记者了解，2002年 至今，贵阳高尔夫度假中心共开发了三期高尔夫别墅项目，已建了一百多套别墅；在全国房地产市场不断追涨的浪潮下，其售价从最初的逾6000元／平米，一路 飙升至目前的逾10000元／平米。这些有独立产权的别墅，数百万元一套，极为抢手。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却是众多三元村村民仍住在10年前的旧房里。2003年，一直和父母挤住在一起的滕彩荣、杨景兰夫妇决定盖房。他们用了两年时 间，外出打工攒下4万元，才盖起了三间平房。但因为其房屋位于高尔夫二期工程开发的征地范围内，滕彩荣至今无法为自己的新家办到合法的产权证。
这个新家与高尔夫度假中心只有一墙之隔，站在房顶上就能远眺高尔夫球场内宽阔的草坪、用水库改造的内湖，以及临湖而建的幢幢豪华别墅。这里曾是村民们的土地。
失衡
一位村民认为，因报复高尔夫被判刑的吴永超，只不过是“维权不当”，“法律只保护富人，不保护穷人”。
2005年刘诚调任三元派出所所长，任职的4年间，三元村的社会治安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在他看来，悬殊的贫富反差，以及现实利益的严重失衡，在三元村村民心里形成了强烈的心理落差。一些村民遂以犯罪的极端方式来“寻求释放和平衡”。
2008年，警方破获了针对高尔夫的系列盗窃案，“三元村就抓了20多个村民”。
据警方掌握的案情，从2006年开始，三元村一些村民就伙同个别在高尔夫内工作的村民，对高尔夫内在建的别墅项目进行了多次盗窃，“钢筋、水泥、门窗什么都拿”。
盗窃甚至是公然的，参与别墅修建的村民也故意在施工时偷工减料。“当时村民有句戏称，‘外国有个加拿大，三元有个大家拿’。”刘诚说。
而整个盗窃案件得以侦破，则是因为高尔夫里的一把火。
2008年1月12日晚，高尔夫的存包室突然着火。室内被焚烧掉的一些球杆、球包、手套、球帽等计算下来，损失竟高逾40万元。
修文县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进行调查，发现这是村民针对高尔夫的连环报复案：
曾在高尔夫工作的村民吴永超因故被辞退，村民宋林峰因为捡球被高尔夫保安殴打。他们与另外两名实施盗窃未果的村民一起，破坏了高尔夫的草坪泄愤。事件导致当值保安、三元村村民杜国荣被开除。认为处理不公的杜国荣愤而纵火，焚烧了高尔夫的存包室。
最终，杜国荣因纵火罪被判12年，吴永超因故意毁坏财物罪被判两年，其他20多名实施过盗窃、销赃行为的村民也被判10年不等的徒刑。
吴永超被拘捕后，妻子就提出离婚并离家出走。当判决下达后，在看守所里已待了一年多的吴永超一病不起。看守所让家人将其取保，送往医院才发现，他已是骨癌晚期。一个月后，44岁的吴永超病逝。
如今在吴永超家里，只剩下79岁的吴明先和12岁的孙子吴世杰相依为命。为了照顾孙子，年近八旬的吴明先至今仍在打零工。
这样的家庭悲剧，在三元村并不鲜见。一位村民对记者说，在他看来，吴永超只不过是“维权不当”，“法律只保护富人，不保护穷人”。
论罪
滕彩荣害怕看到任何白色的高尔夫球。有一次，12岁的儿子在路边捡到一个废弃的高尔夫球带回家，被他一把抢过丢进了火炉。
滕彩荣案，在村民眼里，则成为了这一看法的又一例证。
尽管，当时参与办案的三元派出所长刘诚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之所以拘捕滕彩荣，“就是很单纯的认为是个刑事行为，因为价值大了”。
警方在滕彩荣家里发现了他存放的699个高尔夫球。刘诚第一个反应，就是拿去做价格鉴定。699个高尔夫球鉴定出来的价格是7982元。加上滕彩荣向警方交待的已经卖出的高尔夫球，滕彩荣的“涉案金额”达到了15513元。
依据刑法，若滕的盗窃罪成立，可被判以“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滕彩荣妻子杨景兰提出质疑：“全村每个人都捡过球，为什么偏偏抓他？”刘诚解释，“就是一个量的积累”，“到了立案标准”。
此后，刘诚劝说杨景兰替丈夫向高尔夫主动退赔了9000多元已卖掉的高尔夫球损失，“自愿认罪”，争取缓刑。
在警方给滕彩荣做的讯问笔录中，“捡球”被写成了“偷球”，进入高尔夫的方式也变成了“偷偷翻越护栏和铁丝网”。小学三年级文化程度的滕彩荣几乎不识字，在开庭时听见检方念笔录，才大呼冤枉，“笔录写的和我说的不一致”。
结果，“自愿认罪”的滕彩荣被修文县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滕彩荣还没有走出看守所，修文县检察院就对一审判决提起了抗诉。修文县检察院认为，“滕彩荣盗窃的时间跨度长，且多次盗窃，主观恶性深，社会危害极 大”，在修文县“两抢一盗”案件呈反弹趋势和高发态势的情况下，“应当坚持‘严打’方针，保持高压态势”，认为修文县法院的判决“显属量刑畸轻”。
案件随后被贵州市中院以“认定事实不清”发回重审。杨景兰聘请了曾为村民打赢林权官司的北京律师杨大飞为丈夫辩护。
2009年12月20日，修文县法院采纳了杨大飞的辩护意见：“滕彩荣所捡高尔夫球的权属应属打球者，为打球者遗弃，而非高尔夫所有。”法院改判滕彩荣无罪，另两名涉案村民龚连平、段友贵也被宣告无罪。
但事情并没有结束。修文县检察院再次提起抗诉，仍要求法院作有罪判决。
对于法院的“无罪判决”，高尔夫的工作人员难以接受：“如果谁都可以进来捡球，我们就不要开了。”
目前，该案已在贵阳市中院二审，仍未宣判。取保回家的滕彩荣等人仍在忐忑不安中等待结果，但身体与精神都已留下严重的创伤。
龚连平被关押后，两耳出现了听力障碍，八十岁的父亲气急而死。
滕彩荣从看守所出来后视力下降，还得了肌无力，无法干重体力活。现在，他害怕看到任何白色的高尔夫球。有一次，12岁的儿子在路边捡到一个废弃的高尔夫球带回家，被他一把抢过丢进了火炉，“我因为碰了这个坐了牢，打你还敢去碰？”他教训儿子。
一位贵州省的政法界高官评介此案时认为，在高尔夫项目上，政府开始说是旅游项目，可以带动村民发展，结果却圈起来搞房地产，变成了富人俱乐部。失地 农民并没能真正分享到土地增值的成果，“这种对原住民，对原来土地所有者造成的利益损害和心理伤害，政府相关部门重视得还不到位”。
(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