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我们知道《纽约客》是一本很有品质的杂志，但是刚才从你的讲述中，得知你的每次采访都是不计成本的，包括那套名贵的西装，那么《纽约客》的财务状况如何？为什么你每次的采访都能投入如此多的财力呢？
　　欧逸文：关于成本，《纽约客》有一些报道的确是花费不菲。我去年做的一个报道，整个旅行的过程就六个月，在美国转了一圈，之后去印度，之后到中国，从西部回到北京。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只能这样才能写得出来。《纽约客》在花钱上的安排，拍摄照片其实不太花钱，因为不是什么时装杂志，照片本来就少。而且一旦加入这个团队，所有人都有一个共同的信仰：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工作，为了这个故事。我们的记者飞来飞去也不坐商务舱，我那套名贵的西装也是我自己花钱买的。有时候也有很昂贵的差旅费，但如果编辑认可你的故事的想法，觉得有价值，他会为你努力争取足够的条件让你去做。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有《纽约客》这种做法的杂志存在，自己能够为它工作，这非常幸运。我自己从来没有因为成本的问题而被拒绝，编辑从来没有因为成本太高而不让我去做这个故事。当然，记者也不可能靠这个发财。
　　提问：你刚刚说了很多可以拿到第一手资料的情况，我的问题涉及更多的是编辑的层面，记者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当你不能接触到采访对象，比如一个关押的政治犯或者已经死掉的人，这样的情况你怎么处理？当你拿到的二手信息当中有很多的矛盾或者是一团迷雾，你看不清什么是真的时候，这个报道你将如何处理？
　　欧逸文：你的这个问题，主题不一样，每次情况也不一样。我举一个例子，最近《纽约客》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关于一个已经执行死刑的犯人的故事，讲法院对他的判决是否公正。法院方面有各种各样的证据证明这个人的确是有罪的，他放火把自己房子烧了，所有人都烧死了。但是这个人留下了很多情感上的资料，包括他写给朋友的信，自己记的日记，在狱中跟狱友说的话，他一直都是坚持自己是无辜的。只有这些情感上的资料，并不能算作证据，只有日记和书信还不能支撑起这个故事。记者最后完完整整做了一场犯罪调查，他去了犯罪现场，找到了法院在出示证据里的一些很明显的错误，当然记者本身不是专家，他还找了一些独立的对纵火案有研究的专家去翻阅材料，他们发现了一些明显的错误，同时去找那些当初就注意到了文件中有疏漏的人，包括律师和其他的专家。他在文章里整个重演了一遍这个人的人生故事和事情的整个过程。这个文章出来之后，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的确值得受到这么大的关注。
　　我要补充一点，如果你觉得我是一个周报或者日报的记者，我们这个媒体一周出一次，一天出一次，这么紧的截稿时间，我怎么会看一些和自己无关的资料，还把那么多时间花在整理这些事情上，万一我折腾了两个月，时间都浪费了，但是没有任何意义。
　　你得对自己很诚实：我不是最好的作者，也不是最好的采访者，也不是最擅长问那些对抗性问题的。我唯一可以保证的一点是，我愿意工作更长的时间，愿意付出比其他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这件事情上。
　　记者也是一样的，记者这一行，没有朝九晚五就能把事情做完的。你要决定写一个东西，在一段时间内，就不能让这件事情离开你。
　　提问：我想问一个关于选题的问题，你怎么选择写什么东西？如果你的文章在事实核查阶段出了错，记者会受罚吗？
　　欧逸文：第一个问题是怎么选要写的内容和对象。记者或者作者在选择话题的时候，不是靠一套科学客观的话能说清楚的，就像做拼图一样，有时候就是那一刻的灵光一现，觉得这就是我想写的。你的选题决定之后，报给编辑，编辑说这个不行，往往是个很大的打击。我在选择关于中国的人和事的时候，比方说人物，我会选那些个性鲜明，个人故事比较能撑起一篇文章、能推动事情向前发展的，这个人本身带有一种戏剧张力在里面，能够推动故事发展的那种人。他不一定特别有名，就像《中国愤青》里的那位学生，他本身有某种戏剧性或某种代表性。我写的文章就像一棵松树，有一个树干，就像文章的主题，比方说，我要写奥运会火炬传递为什么在那么多国家会有争议，实际上这个主干往上会有很多分支，分支上可以添加很多跟它有关系的旁的东西，比方说，现代大学生对祖国的看法跟二十年前的大学生的看法有什么不一样，这些可以作为枝叶添加上去。选人的时候会考虑这些，可能有个普遍的倾向，这些人都是在两种角色中间来回摇摆，像贾樟柯，他不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的地下导演，也不是一个标准的商业片导演，他就是想做两者中间的事，这让我有兴趣写他。
　　如果文章在事实核查阶段出了错，我们不会被罚钱，但是上了杂志就麻烦了。
　　提问：我有一个问题，在中国大部分的媒体中，相对于时政和经济记者，报道和您的选题类似的，比如人文、文化、艺术这些部门的记者被认为是次要的。刚才你说你对经济一窍不通，但是报道也做得很好。美国新闻界是不是也会有类似的做法，如果别人提出类似的问题，你怎么反驳他们？
　　欧逸文：可能在任何一个新闻机构都有这样的食物链，处于食物链上方的大鱼得到的资源多，有可能会吃掉小鱼。这种系统在大的单位可能不可避免，但《纽约客》比较特殊，我们本来人就不多，是一个很小的机构。人本来就少，排不成队，看上看下也就那么几个人。是不是报道政经的就比报道文化的记者更重要？在美国好像不太存在这样的问题。美国最有名、最好的记者都是指有风格的新闻写作，你可以写政治人物，也可以写经济人物，不是写生活八卦，而是放在更广阔的文化背景里讨论，不是专业的政治或经济报道。《华盛顿时报》有一个版块，都是一些名气很大、写得比较长的文章。有可能写白宫的那帮人都觉得自己挺牛的。但如果你是专门做娱乐版块，也不一定说你是狗仔，只能写八卦，你也可以选一个大众明星，对他进行深度调查，把他的一些黑暗的一面报道给大家，那你也就是一个新闻记者的深入报道了。
　　提问：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选题的，是不是有一个“纽约客”似的框架在那里，每次选题都要符合或者按照那个框架去选？第二，你在大学的时候是学什么专业的？
　　欧逸文：我们的选题不一定有一个“纽约客”似的大框架在那里，你要选一些“纽约客”似的选题，让杂志的整体风格看起来一致，我们的编辑在这方面比较宽容，很愿意看杂志的文章被不同的关注群接受。我的文章在中国会有很多的读者，有很多的朋友读，觉得很重要，这让我很高兴。我唯一被拒的选题是关于巴基斯坦的，以后我会离巴基斯坦远一点。我们记者开会时会开玩笑，有时候你提一个选题，被编辑通过了，那当然是很好的事，相当于一个很大的馈赠。但同时也是一个风险，他们把你推到悬崖边上了，跳不跳随你。因为接下来的两三个月你会花他们的钱和自己的时间精力投入到这个故事中，如果这个故事一开始没有选对，那后悔都来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