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纽约客》各种各样的封面就可以看出它报道范围的广泛，有的封面单纯就是为了美感而做，我们的文章里也有不少是关于艺术和文艺方面的报道。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和政治有关的封面。在奥巴马竞选总统过程中和当选之后，有一些对他特别荒谬的人身攻击，有人说他和妻子是穆斯林极端分子，还有更可笑的，一些政治人物在福克斯的右翼电视台上公然说，奥巴马跟人握手的方式是恐怖分子见面时的两个人击拳方式。我们把人们马上会想到的典型的恐怖分子形象的元素，全部用在了奥巴马夫妇身上，把它作为封面发表出来。这惹怒了所有的人，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人都很生气，他们认为这是在给右翼分子添油加醋，给了他们武器以利攻击奥巴马。但主编和编辑却认为这是一件很好的事，很高兴能引发这么大一个麻烦。

　　还有一些封面纯粹是为了寄托人们的一些情绪。“九·一一”事件之后，就有了这么一个庄重肃穆的封面，一个黑色的双子塔的剪影，非常简单，就像鬼魂一样，这是针对悲剧性的事情本身出的。

　　这幅封面代表了美国人对中国充分的想象。

　　被人模仿本身是最好的认可和赞美，右边这幅图是《经济学人》做的一期封面，和我们1976年的那一期差不多一模一样。
　　我在《纽约客》主要的工作是去写一些我觉得在中国特别有意思的人和事。我的工作周期一般是两到三个月一篇，有的时候是六个月一篇。在这个过程中，一篇文章大概要采访五十到八十个人，如果文章题目比较小、范围比较窄，采访的人数要少一点。基本上每个故事写完，会有两百到三百页的采访文字。

　　左边那张是胡舒立，右边那张可能所有人都知道，是艾未未。我主要写两种人，一种是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的名人，在中国很有名，但是在西方还不太被人详细了解。另外一类不是社会名人，但是有别的意义，我也会关注。我非常幸运跟一些很出色的摄影师合作，这些摄影师能够很精准地捕捉到我写的人物的神态和气质。
　　我写过疯狂英语的李阳，写过贾樟柯，还有一些不太有名的人，比方说，广州黑人的专题，广州迦南地区有很多非洲移民，主要讲讲在中国移民的基本状况，还有“中国愤青”，可能大家在《读库》或网上已经看过。
　　我今天会讲一系列指导我工作的概念或原则，有一些是非常抽象的原则，也有一些是非常具体非常实际的原则。
　　第一条原则跟张茵有关。她是玖龙纸业的创始人，在一段时期内，她也是全世界白手起家的女企业家里最富有的人。我平常写文章不会选特别难以接近特别难以采访到的人，但是张茵算是很特别的一个。我刚开始跟张茵的公关团队接触的时候，他们就不断地告诉我，不可能有这次采访。在座的同行，如果有公关团队告诉你别指望这个采访了，大家千万不要灰心，应该把这个作为对自己最大的鼓励，要拿下这个采访。
　　张茵对采访不感兴趣，因为当时她公司的股票急速下跌，财富大厦在迅速倒塌，所以她基本不见媒体。张茵公司会做一年一度的年度财报，类似新闻发布会那样的。我不懂任何金融和经济方面的专业知识，想借此机会去香港一趟，参加他们的年度财务报告会，假装一下经济学记者，穿一穿从来没有机会穿的高级西装也挺好。
　　我就去了香港，参加张茵公司的年度财务报告会。在一个特别时髦的酒店里，我按时到上到四楼，发现一个房间里有玖龙纸业的标志，就进去了。然后我发现可能走错了，因为那个房间很小，里面没多少人，只有张茵和她老公，还有几个助手跑来跑去地工作。我当时就呆住了，张茵也惊了，两个人都很尴尬。张茵愣了一会儿，就走过来跟我握手，自我介绍说我是玖龙纸业的张茵，我说我是《纽约客》的记者欧逸文。
　　自我介绍之后，张茵完全可以把我踢出去的，但如果这样，不仅对我很尴尬，对她也很尴尬。一个老外穿那么昂贵的西装站那儿，你把他撵出去也不太像话。张茵问我要不要杯咖啡，我就觉得张茵会和我聊，这个采访肯定能成了。之后我们就聊了一会儿，在聊天的过程中，我要求张茵邀请我参观她的工厂，张茵也发出了这样的邀请。但在我要做深入的报道，准备去工厂看的时候，她的公关团队又出现了，不让我去。我说我现在不去多不好啊，你们老总都请我了。最后还是成行了。
　　瞧，做记者这一行，首先必须要有一套好西装，另外一定要走出去。因为当记者总要决定自己要不要做这个采访，去不去见这个人。每次做决定的时候，要告诉自己不要再在办公室做研究、给专家打电话，——站起身来，出去。
　　回过头来说，为什么我觉得好西装很重要呢？张茵后来接受我的采访，也是因为一开始不知道我是干嘛的，穿着一套高级西装，这是谁啊？她可能以为是一个潜在的投资者，可能会帮助她挽救公司。可是后来发现其实不是，也没有用，来不及了。
　　下面讲的是写贾樟柯的专题，这是在北京世界公园。贾樟柯带我去看了一些对他而言很重要的地方，去山西，看他长大的地方，看他拍第一部电影的地方。我去山西是在冬天，当时贾樟柯在为一家杂志拍大片。起得特别早，到那里开始拍，花好几个小时布景，之后拆了再到另外一个地方重新布置，再拍。整个过程中，贾樟柯对拍摄的每一个细节和微小之处都非常挑剔。更重要的是，当时天气特别冷，是我到中国以来最冷的一天。
　　在这样一个寒冷的周末，我跟着贾樟柯，做了很多的笔记，录了很多磁带。有时候这种现场录下来的磁带或者片子，比一对一的采访更有料。这事结束之后，贾樟柯又邀我一起去沈阳、成都、重庆走一趟。我心里特别虚，担心接下来都要这么冷可怎么办啊？所以当贾樟柯问我去不去，我虽然犹豫，但根据刚才说的第一原则，当然是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