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的这个例子可能会给人一种印象：要保护采访对象其实很容易，可以用这种态度来处理这些故事。然而有的时候却不是这样的，比如说，在做李阳疯狂英语那篇采访的时候，我采访了一个人，他参加了李阳英语的培训。他有一个兄弟参加了老鼠会，亏了一大笔钱。后来做事实核查的时候给他打电话，他听了这段，觉得他兄弟的故事被写进去不太好，让邻居知道他兄弟参加老鼠会，这比较丢人，他不想家丑外扬。但是我觉得他和他兄弟的故事对于这篇文章或者对于文章观点的阐述是非常重要的，他和他的兄弟都是渴望相信某种东西、某个组织，哪怕这个观念到后来会对他们自身造成伤害都不在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后来我就和这个人聊，说这个故事若是被删掉的话，对别人也没有更多的帮助；如果你的故事被更多的人了解，明白这里的利害关系，就可以让更多的人避免调入同样的陷阱。采访对象后来同意了，这一段被原封不动的保留了下来，我也很欣赏采访对象的勇气。
　　回到一开始讲的罗伯特的故事，他讲自己杀害了一个无辜的平民，但是又让我不要发表。我的编辑觉得应该发表，因为这个故事有公共价值。我记得之前有个编辑给过我忠告：做记者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要伤害周围的人，也要保护他们不受自己的伤害。一方面这个故事发表后会对公众舆论产生一些引导性的影响，让大家思考这个战争是不是正义，是否还应该继续下去。但另一方面，这件事说出来，对他本人也会造成很大的伤害。我觉得他既然跟我说了，就说明他守不住这个秘密，他想说，但只是时候还没有到，没有到把这个秘密公开的地步。我在写文章的时候遵守了自己的诺言，没有把它写进去。
　　几个月之后，这个人以自己的方式把它公开了，《芝加哥论坛报》又写了另外一篇关于他的故事的文章。后来他成为美国反伊拉克战争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家。如果我当初不遵守诺言把故事发表了，这一切还会发生吗？我不知道，但是罗伯特的故事让我相信：不要伤害周围的人，不要伤害采访对象。这也是我从那个时候起一直遵守的一个原则。
　　我就讲到这里，非常感谢你们的聆听。

　　张立宪：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有多少人看过《纽约客》杂志，我手上这本，是今年一月份的某一期。这本杂志创刊于1925年，看着毫不起眼，骑马钉，八十页，放在中国的报摊上，还不如其他许多杂志气派。小欧在演讲的一开始设置了一个悬念，他怎么处理大兵的故事。我在开场白的时候也想设置一个悬念，但我一紧张给忘了。
　　小欧长期给《读库》供稿，北京很多媒体的同行也知道他。小欧采访过艾未未，有家精英杂志的记者也采访过艾未未，他最后发表的文章比小欧的还长，可是我和他探讨时，他认为他没有小欧写得好。另外一个例子是《读库1006》上发表的小欧那篇文章，介绍一家在中国销售红酒的公司。小欧给我的是英文原稿，我让一个喜欢做翻译的媒体朋友帮忙看看这篇文章。他说这个公司我知道，没多大意思，并且这样的文章发出来，是不是会被读者理解为“软文”？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他就认为以一家红酒公司为主角的文章就不应该发出来，要发出来肯定就是收了广告费或红包。当然最后我们还是发出来了，我相信大家会对小欧、对《纽约客》的新闻伦理有一个基本的信任，正是基于这个信任，这篇文章才不至于遭到怀疑。为什么他们能让大家产生这种信任？刚才小欧已经把这个悬念揭开了。下面我们一起往下探讨。
　　提问：我想问一个关于写作方面的问题。我经常有这样的困惑，采访已经很充分了，但是我没有很好的思维把它组织成一篇出色的文章。当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是怎么处理的。包括刚才说的红酒的文章，我也读了，这是一篇非常好的文章。我想问的是如何把采访变成非常好的文章。
　　欧逸文：说到《红的》这篇文章，这是少有的采访对象对我的文章不太满意的一例，他们觉得文章说得太狠了——充分说明这个公司对自己的认识有多高。关于怎么把采访的材料变成一篇文章，我想引用一个我很喜欢的美国作家的一句话：太容易了，你坐下来，趴在键盘上，就开始吐血吧。
　　你是写东西的人，就知道写东西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你也知道你敲进去的哪些东西是假的，是绝对不会出现在最后成形的文章里的，即使这样你还是得写，如果不写那就是投降。对于怎么写这件事，没有一个固定的公式或者模式可以传授。我自己的工作效率也很低，把两棵大树削成两根筷子很难。这么多的采访稿做成一百五十页的大纲，再从这一百五十页的大纲里提炼再提炼，留下最精华的材料，再在里面加工。
　　提问：谢谢你的讲座，我收获很大。我有两个问题，你刚才提到玖龙纸业的采访是抓住了它的年度财务报告会，但是如果你的截稿日是在下周四，但是报告会是在下个月，你怎么办？另外一种情况，如果你的截稿日是下周四，发布会也是在下周四，你还有时间可以赶上交稿，你是会把文章先写完，然后去发布会，还是等发布会结束后再写？还有一个问题是你什么时候开始写这篇文章？我的意思是，你必须一个月之后才能抓到这篇稿子最主要的采访，但是截稿日期在十天之后，你怎么办？
　　欧逸文：玖龙纸业那篇文章，其实新闻发布会不是关键，CEO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的东西，都是马上会被报道出来的，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我只是以此为借口跑到那儿去，让张茵看到我，为自己争取到了这么一个采访机会。我觉得每当我要准备写一篇稿子的时候，自己总是很幸运。要采访贾樟柯，正好他下周要回山西老家。跟采访对象接触的关键是总会有这么一些事，如果你有创造力地去找、去发现的话，总是有这么一个契机去接近他。如果实在没办法，你的截稿日期真的到了，但是你拿到的采访是一个月之后，我建议你换一个方式，不从这个角度来写，从别的角度，想办法用现在就可以用的渠道，可以有的材料开始写，可能是比较次的选择了。
　　又说到玖龙纸业那个事，对方的公关团队总跟我说，不会让你去采访，不会让你进工厂，别来了。但我就去，当别人叫你走的时候你偏不走开。一个大公司，一个大名人，一天会收到十几封邮件，每个记者都说自己是非常重要的，你要接受我的采访。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地坚持，千万别受到打击就放弃。玖龙纸业也做了明智的选择，我说我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城镇，你不让我进去看，我就自己和下班的工人聊，虽然光聊没有进去看好。公关团队最后还是选择带着我们进去看了，并且也得到了不错的文章，我所报道的他们公司的CEO确实像个人，而不是特别邪恶的一般意义上的公司老总。我又要坚持一开始说的原则：一定要去，不管有没有可能都得去，去了之后说不定就有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