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就一起去了，一路上我看他做的事，他在这些城市做电影的首映。看这些二三线城市的年轻人对贾樟柯的电影反应都很热烈。这很有意思，也很重要。西方一般认为，贾樟柯的电影在中国只有大城市的文青和知识分子感兴趣，现在看到他有更广的受众，我觉得很有收获。这么多天，录了好多个小时的带子，回北京之后，我把这些材料整理好，在写文章的时候都写进去了。写完之后交给在纽约的编辑看，编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关乎这一趟行程的所有东西全删了。
　　就算编辑最后把你写的这一部分都删了，走这一趟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如果不去这一趟，我可能不知道贾樟柯现在在尝试着面对一个不同的受众群体，或者尝试对不同的观众群体说话。所以，只要你的文章、这一段经历和采访或跟采访对象的接触里有百分之一、二的东西影响到你对这些事情的理解和看法，那都很值得一去。这段时间有没有浪费？它的价值不是体现在能有多大程度出现在最后的文章里，而是更多地体现在文章所反映出来的本人的观点中。第三个原则，是尽量多地去录。我有一个习惯，把所有的东西都录下来，这是因为人们通常在随意的评论中展现出真实的自我，这时记录下所有的东西非常必要。

 

　　这张图片是芝加哥市长理查德·戴利（Richard M. Daley），他是出了名的凶。在对这位市长的长时间采访过程中，他一直都是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偶尔在一个特别微妙的时刻，大家都不注意的时候，他突然说起了自己的父亲，我差点都漏听了这一段。他说他小时候特别害怕自己的父亲。我听了这么一小句话，突然明白了到底是什么东西造就了市长现在工作、说话的方式。如果你只是记笔记的话，这种很不起眼的时刻是永远不会留下痕迹的。
　　提醒大家不要忘记我一开始说的怎么处理大兵罗伯特的事情，我想让这个悬念留得久一点，一会儿再讲。接下来我会讲跟采访对象验证当时所讲的东西是不是事实的问题。在此之前我先说最后一个原则，那就是你得和采访对象感同身受，通过他的眼睛去看他的世界，而不是总以一个局外人的角度去观察他。当然，作为一个记者，在写文章的时候也需要做一些评判和判断，帮助读者在更大的语境下去了解采访对象，了解这个事件。更多的时候通过我的眼睛去看，这一点会更加宝贵。我写过的那篇《中国愤青》的主人公叫唐杰，是上海复旦大学一位非常爱国的学生。我想知道在中国这些民族主义者到底是谁，网上这些爱国评论背后到底是哪些人，这些人有什么样的性格、什么样的世界观。我找到唐杰，和他的朋友一起聊了很久，之后写了《中国愤青：新一代保守民族主义者》（Angry Youth：The new generation’s neocon nationalists），希望通过他们的眼睛去看他们对中国的看法，以及对周围这些事情的反应。
　　另外一个《纽约客》做得特别好的，也是特别独特的地方，就是信息核实制度（fact-checking system）。除了编辑部、新闻部之外，有一个非常独立的部门做事实核实。它就像一个独立于整个编辑团队之外的审计员一样，对每一篇文章和文章中的每个字进行核实，有二十到三十个全职人员进行工作。我做了《纽约客》驻京记者之后，那边增设了两个事实核查员。他们都会讲普通话，有一个还会讲广东话。因为之后的很多材料是中文的，有的是粤语的。他们会在核实之后的字上划一条线，表明事实核查员对这篇文章所有文字的准确度和可靠度负责。
　　所有的采访做完之后，基本上采访对象都会收到事实核查员的再次采访。在纽约的人会给采访对象打电话或者写E-mail，把所有细节的问题再问一遍。如果我在大街上找人采访，还会要这个人的联系方式。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被采访的人可能会非常惊讶，他一开始在街上碰到一个老外，被问了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三个月后，他又接到来自纽约的一个越洋电话，用普通话问他对三个月前一场篮球比赛的看法。对于一些争议特别大的文章，这方面的工作量会更大。最近我们在做美国一家大公司的深度报道。在事实核查部分，我们交给这家公司的问题单一共有九百七十一个问题。
　　事实核查对于一个记者来说，用处到底在哪儿呢？可能觉得跟你的文章没有太大的关系。一旦你意识到有这么一个事实核查的过程，或者有人在背后为你做这个工作，你在工作过程中需要它的程度其实会越来越低的。因为你知道，总会有人做这个工作，你自己在写东西的时候会特别仔细和小心。比如刚才说的九百七十一个问题，你知道这话说出去之后，事实核查员完成核查工作后说，你这个错了，不是九百七十一而是九百七十二。你在说这话的时候，必须对自己诚实，你是不是百分之百地确信这个数字或事实是正确的。
　　当然，除了适用这些具体的数字和硬性的事实之外，放到更大的范围来讲，事实核查还包括一些相对概念性的话题。我写贾樟柯的时候，提到他为什么决定从地下走到地上成为一个体制内的导演，讲了一下他的心路历程，以及他作为一个电影人在中国扮演的角色的变化。在第一稿的时候，我把论述的重点弄错了。后来在做事实核查的时候，他们打电话给贾樟柯，提出做一下调整，能够找到一种更好的方式去描述他的变化。所以说，同样的原则，虽然这些事实看起来很抽象，但还是需要事实核查。如果没有后面的事实核查，我还要回头再去做采访，才能让自己的报道尽可能准确。
　　下面我会讲一些和职业道德有关的原则，当然一个特别明确的原则是，你不能接受采访对象的任何馈赠，哪怕是一件T恤、一个茶杯或一顶帽子。有的时候别人非得给，我便转赠给司机。你经常可以看到我的司机带着一些特别时髦的小配件。你要搞明白你是忠于哪一方，是忠于你的读者？忠于你的采访对象？亦或忠于你自己？
　　有的时候在忠于哪一方的问题上，不是简单地忠于其中一方，而是要在三者之间找到一个复杂微妙的平衡。我曾经做了一个关于中国基督教发展过程的报道，当时有家电视台也要拍一个纪录片，我们就一同去了一个家庭教会。我们知道，私人组织的教会是不合法的，这个家庭教会的牧师同意我们来拍，接受我们的采访也冒着很大的风险。即使在接受之后，我们也和牧师反复地商讨这个想法到底是不是安全，是不是个好主意。然而牧师愿意这么做，愿意别人知道他的故事，愿意冒这个险。但是他有一个条件：在电视台播出之前先看带子。一般来说，电视台的人都不会在播出之前给采访对象看带子，因为很多人看了之后可能会反悔，说我不想被拍到片子里什么的，这样就会有问题。但是在美国工作的媒体人可能不太了解这位牧师所面临的巨大压力，因为他们所处的位置本来就非常敏感，他们愿意把自己的故事放到公众的播放平台去播放，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勇敢的事。于是，双方就妥协了一下，在播出之前给这个牧师看了带子。他们在纽约的老板就很不高兴，因为这不符合美国的职业道德手册。但我觉得既然人家愿意冒这么大的风险让你采访，我们也要对这份勇敢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