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2004年4月19日拍摄的《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的资料照片。30多年前，《华盛顿邮报》两名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曾披露“水门事件”丑闻，最终导致美国总统尼克松离职。 新华社/法新

    对“揭黑记者”的“封口”，在国与国之间似乎只有程度上的区别；但这一区别，却使有的记者投身“揭黑”而孜孜不倦，有的记者流亡国外而噤若寒蝉。

    原属社会常态下的舆论监督权利正成为话题，在7月的中国凸显出问题的困惑和解决的急迫：《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因报道上市公司交易内幕，遭到公司所在地浙江丽水遂昌县公安局网上通缉；《华夏时报》通报称女记者陈小瑛疑因报道深圳市某有限公司负面新闻被打；还有北京电视台记者因试图就“别墅圈地占绿地”事件采访郭德纲，竟遭到其徒弟的殴打。

    事实上，环视国内外，“接黑”无一不使受监督对象如芒刺在背，无论被揭者是公众人物、公司企业或者政府官员。然而，法律制度的健全与否、执行力度的坚决与否、公民社会的成熟与否，令身处不同环境下的“揭黑记者”们命运有着本质区别。或许，在与国外形形色色案例的对照下，我们能更理性地看待转型期中国在舆论环境方面的诸多困扰。

    美国：法律保护记者放手揭黑

    即使在“扒粪运动”最早掀起的美国，“揭黑”过程对记者而言，都很难与“顺利”直接挂钩。有记者被排挤，还有记者被揭黑对象羞辱……。

    然而历史是一面镜子：抚今追昔，几乎所有“揭黑者”——只要他们的揭露符合新闻真实性、客观性的基本原则，多半都能过上平稳幸福的生活。

    “水门事件”和“深喉门”是美国当代政治史上著名的特大丑闻，而这一惊天丑闻之所以大白于天下，《华盛顿邮报》记者鲍伯.伍德沃德是至为关键的人物。在内线“深喉”的配合下，他们通过媒体披露了前总统尼克松的一系列丑闻，最终迫使后者黯然下野。与尼克松的结局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伍德沃德一路春风得意，他接连出书，轰动一时，继而重返《华盛顿邮报》，成为前排政治记者。不论历任总统、国务卿或国防部长，都不敢对这位大名鼎鼎的新闻人稍有怠慢。不久前，他再度剑指五角大楼和美国情报部门，受到了关注“揭黑”新闻后辈和观众们的兴奋欢呼。

在美国，名利双收的揭黑记者不胜枚举。另一典型代表是出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纽约自由撰稿人帕莱特.库泊，她曾因揭露“科学教”的邪教面目而被该教徒疯狂围攻。1977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发现了“科学教”嫁祸于人的证据，并追踪调查。如今，库伯和丈夫、制片人保罗.诺布尔过着安定幸福的生活，并已出版了14本书籍。

    新闻“揭黑者”之所以在美国可以享有不错的“晚年”，源于美国法律对新闻监督有明确的保护：什么是“个人隐私”、什么又是“国家机密”等界定明确，这让“揭黑”记者得以放手揭黑。因披露“阿富汗情报门”名声大噪的“维基揭秘”网站，几年前曾被美国一家地方法院一审判定“违法泄密”，但二审却裁判无罪，而宣判者竟是同一位法官，原因便是法律对“违法泄密”的规定作了新的调整。

    不仅如此，美国社会对“揭黑”普遍持宽容甚至欢迎的态度，当“揭黑”记者遇到麻烦时，服务媒体和公众往往站在他们一边，这也给当局形成强大压力。

    正是这种法律保护和社会风气，让“揭黑”在美国蔚然成风。著名的“普利策新闻奖”，几乎就是“揭黑奖”。当然，如果揭黑者本身犯错，也要付出代价。

    美国“诽谤法”等相关法令对媒体不负责任的失实报道进行了法律制约。如果当事人名誉受损，以诽谤罪起诉媒体，记者又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时，媒体将被罚以巨款。

    日本：揭黑多为集体行动

    如果记者仍然担心“揭黑”会受到当事人的打压，日本也许能提供媒体最为放心的环境。在日本各类报刊上，但凡负面新闻报道，就很难找到笔者的姓名。日媒进行舆论监督，往往以机构而非个人的形式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