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往文章最终发表时，仅仅在文末标明“本报社会部某某问题采访组”等名义。在这种情况下，舆论监督对象很难去寻找记者个人的“麻烦”，而且也缺乏这种必要。因为即使“公关”或“摆平”了某名单独的记者，也很难避免其所在媒体的集体行为。

 而日媒更特殊的一点，是媒体与监督对象之间存在协调机制，即“记者俱乐部”。一般来说，在重大新闻上，日本媒体很少“单打独斗的”，而是由“记者俱乐部”成员共同行动，这一制度成为日本独特的媒体现象。政府部门、主要政党、大企业和经济团体等机构或组织，都有自己的“记者俱乐部”，成员来自日本主要报纸、各大电视台，一般不允许外国记者参加。

    通常，政府某部门确定一项方针后，一般都会首先向“记者俱乐部”成员吹风，由各媒体统一进行报道，但报道角度可各有差别。而同一俱乐部的成员也会互相通气，协调近期报道立场。正因为如此，在日本各大报政治、经济版面，经常出现关于同一事件的相近报道。此情况下，受监督对象很难通过“单独公关”来摆平所有媒体。

    但应当指出的是，在舆论监督方面，日媒并非不存在问题。例如，由于各媒体特别是私营媒体在经营方面受到广告收入等影响较大，因此在各媒体上均很少见到对广告业巨头以及其背后大财团的不利报道。这种情况下，即使有相关的“揭黑记者”，也不可能有平台发布自己的采访结果。

    此外，虽然日美在舆论监督以及政策议题讨论方面较为活跃，但其也有一定的内部自律规律。如在涉及警察部门丑闻、少数民族、宗教团体、皇室等领域，记者的报道就非常谨慎，极少触及此类领域的负面新闻。一旦有媒体“越线”，往往本身就会成为一大新闻。

    2004年1月，针对北海道警察部门私设“小金库”的嫌疑，《北海道新闻》以两年时间，发表了1400余篇专题报道，深入跟踪发掘。这一系列报道最终导致北海道警察部门3000多人受处分，还有1名警察署长因此自杀，涉案的数亿日元资金则最终全部返还北海道地方政府。

    为此，《北海道新闻》获得了日本新闻会议大奖、日本新闻协会奖、“菊池宽奖”等一系列新闻界主要奖项。但据称，自此之后，当地警察部门也会“主动”给《北海道新闻》设置一些障碍。

俄、意：政府保护抵不过黑势力。

    对“揭黑”记者的“封口”，在国与国之间似乎只有程度上的区别。

    据总部设在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提供的统计数据，俄罗斯是世界上记者工作环境最危险、最恶劣的三大国家之一，排名仅在伊拉克和阿尔及利亚之后。从1993年至2009年，有记录在案的记者被谋杀、意外死亡、失踪等案例超过300起。

    据俄媒报道，记者遇害在俄全境各州区都有先例，其中以“汽车城”托里亚蒂最为“臭名昭著”。截至目前，这里至少有6名当地媒体负责人被雇用杀手残害。2002年4月29日，独立评论性报纸《托里亚蒂》创办人瓦列里.伊万诺夫在这里身中6枪死于非命；一年半后，他的继任者阿列克谢.西多罗夫在自家门前被人刺伤不治身亡。舆论认为，他们被暗杀是由于揭露了当地黑帮收买和勾结政府官员及警察的丑恶内幕。

    在俄罗斯，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许多记者选择了沉默。俄独立观察家认为，司法部门很难得到民众信任：一是由于调查部门效率低下，另一更主要的原因是司法不独立，调查过程往往受到强权机构或黑帮势力的阻挠。部分媒体从业人员建议，俄内务部应该成立处理针对记者犯罪案的特殊部门，切实维护记者的人身安全。

    黑帮的暴力阴影也是意大利“揭黑”记者们面临的主要威胁。近年来，最受关注的意大利“揭黑记者”当数罗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