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日，《三峡后续工作规划》(下称《后续规划》)出炉。三峡工程的后期规划，虽在学术界早是共识，但其规划的出炉却等了4年。早在2007年，县重庆市与湖北省就不断向国务院打报告，希望三峡工程建成后，国家能延续或调整优惠政策，以适应运行管理期的需要。

重庆市最早提出设想，认为三峡工程进入正常运营状态后，移民、库区生态环境、地质灾害等遗留问题尚未完全解决，需要在后续工作中逐步完成。当时，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下称“三峡办”)也表达出了类似意愿。

按照最初规定，三峡工程一旦建成，进入运行管理期，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就随之撤销，其国务院办事机构三峡办将划归水利部。

一波三折

2008年9月，在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第16次会议上，三峡工程后续工作敲定，确定由三峡办会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研究提出三峡工程后续工作方案，报国务院审批。

2008年10月，三峡办组织编制三峡工程后续工作规划纲要，选择湖北、重庆部分地区进行规划试点，并在水利部长江委员会(下称“长江委”)编制的《三峡水库可持续利用综合规划研究报告》基础上，编制《三峡工程后续工作规划纲要》(讨论稿)。

按照当时的设想，后期规划编制和通过都不会太困难，2009年应该可以颁布实施。但实际上，推进工作遇到意想不到的阻力。据《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仅就规划的名称，就产生了两派截然相反的声音。

一派认为，三峡工程既已建成完工，则无“后规划”一说；另一派则认为，工程归工程，但三峡库区仍面临移民致富、生态环境等相当多的后续工作，急需一个整体规划进行统筹。

2009年春节，时任三峡办主任的汪啸风，会同重庆市副市长谭栖伟、湖北省副省长田承忠等相关人员在北京开会。

据知情人士透露，会上汪啸风承认规划推进遇阻。他表示，国务院在征求各部门意见的过程中，“有一些部委持有不同意见”。

2009年2月，国务院批准了三峡办上报的《关于开展三峡工程后续工作规划的请示》。

2009年3月26日，三峡办三峡工程后续工作规划领导小组首次召开全体会议，部署后续工作的规划编制。一个月后，规划编制工作启动，长江委被委托承担规划编制的总成任务。

长江委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原局长翁立达是参与编制的专家之一。据其回忆，编制的时间相对紧迫，仅用了5个月就完成规划初稿，先后经过了近20次大规模修改。

按照原计划，2009年11月可通过审议，12月通过国务院审批。但实际上，初稿完成后直到2011年才获得通过。

延迟的主要原因，在于这次规划与以往不同，并非由地方政府先调研拿出初稿进行汇总，而是“倒过来，湖北、重庆两省市不制定规划，只报项目”。

由于地方政府希望获得大量的后续投资资金，导致项目金额一度超过4000亿元。

“基层就是希望项目越多越好、越大越好，就拼命报，某县就报出了1000多亿元的项目。”知情人士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透露。

在一次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会议上，国务院一位领导说了一句“后续工作很重要，但投资不能超过三峡工程的建设投资”，最终才给规划项目定了调。最后，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委托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奔赴各地，对申报项目进行一一审核，并最终砍掉大部分项目，再进行二次申报。至此，《后续规划》才算走上了审批的顺车道。

游说分成

1238亿元，是国务院通过的《三峡后续工作规划》的投资数目。

其中，最大投资部分，为移民安稳致富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共安排461亿元；移民搬迁遗留问题安排128亿元。

按照此前三峡电站电力销售税收的地方分配，以上数字也将按综合淹没实物和移民搬迁任务量的比例进行分配，即湖北省占15.67%，重庆市占84.33%。

与三峡有关的各类税费的分配，一直是双方博弈关键。三峡工程建设分库区和坝区两部分。位于库区的重庆移民搬迁和淹没面积都很大，但最终产生发电效益的三峡电站，却在坝区湖北。

《后续规划》编制消息一出，湖北、重庆两省市就立刻开展各类费用研究，目的是争取更多的政策和资金。

2008年，湖北省政府就打报告至国务院，希望提高湖北省的税收分成，但未得到任何回应。

2009年全国“两会”期间，三峡工程即将竣工之际，湖北、重庆再次展开游说，希望能在新一轮分配中获利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