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着她的是一辆白色依维柯，车身大字赫然：“安元鼎护送”。两个穿着黑色制服的年轻人冲出来，对于张耀春来说，这套制服再熟悉不过。制式、颜色与特警制服完全相同，只有一字之差，肩章上写着：“特勤”。

这是安元鼎与访民张耀春的第一次交集，5个月后，当她第二次被驻京办官员逮到，并交到安元鼎手中时，在被押送回合浦的路上，她甚至跟其中一个“特勤”聊得很熟。

在车上，张耀春问：你们拉我去哪里？

对方回答说，上车就知道。

张耀春大声抗议：“我有权利知道我上车后去哪里，你们不能这样，这是侵犯人权。”

两个“特勤”警告她：你要安分一点，你不安分你就是死。

驻京办官员们目睹了整个过程，张耀春说，他们甚至还帮忙扭送上车。但他们不是帮凶，他们是雇主关系，是他们打电话请来了安元鼎。在此之前，他们达成了协议：以政府的名义与安元鼎签订押送上访人员的服务合同。这是安元鼎公司诸多业务中，最赚钱也最见不得光的一项。②

“囚车”(在张耀春看来，这辆限制人身自由的车辆，与囚车别无二致)越拉越远，一个多小时后，开到没有路标的地方。随后，张耀春从车窗外瞥见“京津高速铁路”的箭头，还看见南四环的路牌，看到小红门大红门这边有个“红门路”的标志，用木头写的，插在路上，里面就是农村了。越走越远，这一带是破烂的工厂、仓库，高高低低的树林，冷寂得可怕。

傍晚时，“囚车”在一个写有“凯安达储备仓库”的楼房前停下，那是个破旧工厂，里面有两层楼，外面有四扇小铁门，红红的。

张耀春进去时，里面关了约两百多号人。天冷，墙上挂着空调，很旧了，根本不顶暖，被子又臭又脏，但还是被大家争抢着。北京的冬夜，漫长而难熬，他们只有相互取暖。这让张耀春备受屈辱：在里面男女同住，毫无尊严可言。

这是安元鼎在北京市区以及周边地区设立的众多“关押点”之一，访民们称之为“黑监狱”。

如果一个人触犯了法律，被法院裁定有罪投入监狱，他所遭遇的情景也莫过于此：在扭送进来那一刻，在身后铁门“咣当”一声巨响之后，已宣告尊严荡然无存。第一道程序是搜身，缴获他们的身份证、手机，以及任何物品。之后，他们无法跟外面联系，也消解了任何反抗的可能。

第三天早上，8点不到，张耀春就去排队，她想喝点稀饭，对方回答：“没有。”

张耀春还没有明白所处的境地，她不服气上前顶嘴，引起了一些访民们的共同情绪。在这个关押点，安元鼎的主管是两名穿保安制服的中年男子：哈尔滨人邱林和牛力军(音)。

牛力军显得更残暴些，不容张耀春争辩，一把揪住她拉到办公室，砰地关上门，用拳头猛击她的头部，接着又扇了耳光，狠狠地踹了几脚。

聚集在门外的访民们喊来了邱林，门被撞开时，张耀春已经被打得面目全非。在众人前，牛力军挥舞着电压棒，噼里啪啦向张耀春头上抽去，被众人及时拦下。

对着这名曾经的女警察，身着保安制服的牛力军愤愤地说，我要拘留你，“你回去收拾东西，准备去拘留所吧。”

张耀春只觉得很气愤，并不害怕。她想，去拘留所也好，去哪我都不怕，大不了一死，我也不屈服。

她对来核查情况的安元鼎特勤小队长韦应强(甘肃白银人，现已离开安元鼎)说，“你们到厨房里看看，能捞出米来吗？”

韦应强试着在锅子里捞了几下，一小勺都没捞出来。

3万元被“特勤”押回县城

1971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主持了“斯坦福监狱实验”，引发了全球心理学界重新审视以往对于人性的天真看法。实验中，通过专门测试挑选了征募来的受试者——— 身心健康、情绪稳定的大学生，这些人被随机分为狱卒和犯人两组，接着被置身于模拟的监狱环境。实验一开始，受试者便强烈感受到角色规范的影响，努力去扮演既定的角色。到了第六天，情况演变得过度逼真，原本单纯的大学生已经变成残暴不仁的狱卒和心理崩溃的犯人，一套制服一个身份，就轻易让一个人性情大变，原定两周的实验不得不宣告终止。

在安元鼎的“黑监狱”中，无不诠释着“情境力量”对个人行为的影响：高墙大院，封闭的空间，主管们身上穿着与警服相差无几的制服，只不过袖肩上面写着“治安”，胸前还有编号。大门唯一开启时，是“囚车”押送着访民们进进出出的时候，全副武装的特勤们，冷漠地注视并随时训斥着畏畏缩缩的访民们。事实上，在对给安元鼎招聘特勤的劳务公司采访时，南都记者获悉，自2008年之后，安元鼎招聘“特勤”的标准提升到：身高180CM，且要求是训练有素的退伍军人。③

即便张耀春始终提醒自己，他们的机关是非法的，是没有执法权的。但在被安元鼎关押时期，她仍不由自主地以为自己是在监狱里服刑，而她发现，她的难友们则完全把自己当成触犯刑罚，在此受刑服役的人。那些身着保安服的牛力军们，则俨然把自己当成了公权力的一方，手握执法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