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四川的应聘者小顾表示，“目前考虑最多的还是工资问题，如果工资和老家企业的待遇差不多，会更倾向在老家工作。”不少受访务工人员均表示，虽温州、深圳等较发达地区用工机会较多，但考虑各种成本及职业发展的因素，像温州这样的工作机会就没那么理想了。

据悉，目前在温州劳动市场上最为集中的是来自四川、湖南、湖北、贵州及江西的务工人员。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持续开展，上述这些传统的农民工输出大省自身也面临用工压力。温州市职介中心办公室副主任王瓯翔曾对媒体表示：“现在这些地区自己的劳动力都不够，哪里还有多余的给温州。过去设立在陕西等农民工输出大省的基地都会主动联系温州的劳动部门，希望能接纳对方过剩的劳动力资源，但现在这种主动已经越来越少见了。”

农民工：留在本省一样赚钱

每经记者 郎振 发自北京

当东部沿海城市在与中西部城市争抢农民工的时候，家在山东的张金祥却享受着留在本省工作的快乐。

今年52岁的张金祥来自山东省泰安市宁阳县，承包桥梁工程项目已经有五六年，在这五六年之内他几乎没有出过山东省。

“我现在主要的工作是到县里的路桥公司去竞标，拿下项目后再组织村里和邻村的老乡一起出去干活，我也是从最普通的建筑工人开始做起的，后来慢慢有了经验就开始承包项目。”张金祥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我们主要是做桥梁工程，前几年也会做一些铺枕木的项目。”

在张金祥看来，现在山东省在搞建设，省内就有干不完的工程，没有必要一定外出打工。“我们的项目基本上都是在省内的，最远也就是到德州一带，这样最大的好处是回家方便，也一样能够赚到钱，生活的成本比起一线城市要低很多。”

张金祥的队伍很稳定，基本上都是三乡五里的乡亲。

“小项目一般需要四五个月，大项目需要将近一年时间。”张金祥表示，现在刚过完春节，很多乡亲都来找他询问今年的工程什么时候开工，“正月十五以后我们又要出去了，这次也不远，还是在山东。”

在张金祥的队伍中也有一些人曾经在北京、天津打过工，但从去年开始很多人不愿再外出。“在大城市做工程的工资会高一点，但是生活成本更高，一些必要的花销会比山东贵。如果是为了学手艺和技术，在哪里都是一样的。村里也有一些人会到新加坡、日本的船厂打工，但不少都是打扫卫生这样的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还不如搞建筑学得多。”

“之所以不离开山东省还有一个原因，很多人家里还有几亩地，每年春耕、秋收的时候我们有一些要回家种地、收粮食，如果离得太远对家里也是负担，这样两头都可以兼顾。”张金祥告诉记者。

专家建议：企业“四招”留人

每经记者 张娟娟 发自上海

目前，除富士康外，不少沿海企业已跃跃欲试产业转移。有观点认为，用工荒是中低端制造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迁移的产物。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去年全国外出务工的农民工达2.4亿，比上一年增加了400多万，其中，上海农民工参加综合保险的达到405万，创下了历史新高，这说明总体上农民工的总量并没有减少。”上海市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人赵建德近日接受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认为，导致沿海城市部分企业用工短缺的主要原因，除工资待遇外，还有中西部地区对农民工分流、新生代农民工更高的就业要求等综合因素。随着中西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农民工劳动力分布发生了较大变化，逐步从沿海向中西部转移，从而导致对沿海城市劳动力的分流。

此外，“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除对工资待遇有更高的要求外，相当一部分人还希望学到技术。

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周海旺看来，除产业布局的转移外，劳动力增长速度跟不上经济增长速度也是导致用工紧缺的因素之一。“独生子女政策使劳动力的数量越来越难以满足用工需求，不少农村家庭也只生一个孩子。”周海旺指出。

对部分企业用工出现缺口现象，赵建德认为，元宵节以后，随着大批农民工的返城，这些用工缺口会得到部分缓解，但对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附加值较低的企业，这种用工短缺现象可能会长期存在。“这些企业应该对自身产业进行调整，到适合的地区发展，在这些地区招工要比沿海城市更加容易。”

赵建德认为，产业结构的调整将会带动整个劳动力市场新格局的形成：低端劳动力可能更多愿意留在家乡就业，而技术型劳动力更愿意到沿海地区发展，从而逼迫沿海地区产业升级换代，向高新技术发展。

赵建德建议，为留住人才吸引人才，企业应该做好几件事情：一是加强对农民工技术培训；二是适当提高农民工的工资；三是从生活、精神等各方面关心农民工；四是利用人力资源管理方法来留住人吸引人，包括为农民工规划职业发展生涯，让农民工感到有发展前途等。

“政府部门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和指导，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两条线’：最低工资保障线和工资增长指导线。”赵建德表示，近几年农民工的收入在不断上升，目前上海的农民工平均收入已从去年的1500元左右上升到2000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