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行政问责网络监督加压
不是担心工作出问题,就是怕人情世故处理不好,常常失眠,人还不满四十,白发却生了不少
在专家们看来,官员心理危机的产生与行政问责和网络监督对行政能力提出的考验也有很大关系。
国企老总,中海油揭阳能源开发利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蔡志雄认为,在社会转型时期,问责制度、群众信访、维稳工作等,给官员提出新的挑战。
同时,新闻媒体的发达,网络监督的兴起,使得官员不得不面临公众的审视,承受着公众质询带来的巨大压力。很多情况下,官员只要一言不慎,就可能会丢掉乌纱帽。有些官员从事本职工作擅长,但面对公众则显得能力相对薄弱,感觉到力不从心,增添压力。
“现在的官越来越不好当了,看起来风光无限,但背后的苦衷没多少人知道。”记者与一位到广东某县挂职副县长的朋友聊天时,他感慨道,“不是担心工作出问题,就是怕人情世故处理不好,常常失眠,人还不满四十,白发却生了不少。”
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局长李毅中也曾对媒体坦陈心迹:“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半夜来电话。”这句简短的话语,正吻合时下多数官员的心态。
长期关注职场精英心理健康的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龙立荣认为,随着我国官员问责机制的不断健全和完善,官员对突发事件,如火灾、洪水和生产安全等的提防与忧虑等因素,使官员的心理压力倍增。
“部分主要官员对危机处理缺乏经验,使自身同时陷入能力和心理的双重危机,不但要手忙脚乱地处理善后事宜,还要承受来自上级和社会的压力,这也成为官员自杀的原因之一。”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成言教授说。
有的官员也向记者透露,“经常半夜一接到电话就紧张得无法入睡”。一位在广州基层工作的官员向记者描述,问责制的出台和不断完善,有效地监督领导干部在从政过程及公共权力使用过程中的“不作为、作为不力、乱作为”,现在“一些懒官”、“庸官”不好当了,压力自然倍增。
毋庸讳言,一些官员常常处在利益诱惑和高压反腐的“冒险博弈”中,容易产生严重的心理危机。在社会资源分配过程中,官员面临众多的诱惑,使他们成为腐败的“高危人群”,“但又同时面对高压的反腐态势。面对诱惑,要,还是不要,定力不佳的官员总会处在心理矛盾和煎熬中。”
此外,很多官员不得不把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放在工作和应酬中,无暇顾及家庭,导致家庭不合谐,出现了夫妻离婚、儿女教育等一系列问题,从而也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
切官员心理干预迫在眉睫
官员存在心理危机,不但直接影响到工作,还影响到与家庭、朋友的关系,更严重的是弱化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官员作为公权人物,其自杀并非简单的私人事件,应属公共事件。”李成言指出,官员存在心理危机,不但直接影响到工作,还影响到与家庭、朋友的关系,更严重的是弱化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有专家认为,面对接二连三的官员自杀悲剧,公众也将产生种种不良猜疑,导致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对政府施政能力和官员公众形象也造成较大影响。因此,有关部门应高度重视官员的心理危机干预。
事实上,中央有关部门已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2005年6月,中组部发布《要重视和关心干部的心理健康》的文件,认为“确有少数干部因心理负担过重而出现焦虑、抑郁等问题,甚至有个别干部心理严重失调,导致精神崩溃”。
2010年1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在四川调研时也强调,基层干部承受的工作压力、生活压力和心理压力都很大,要具体帮助基层干部克服困难,积极疏导基层干部的心理压力。
记者采访发现,虽然各地也开始对官员心理危机进行一定的干预,但往往由于侧重政治说教,忽视精神心理健康方面的诉求关注,因此效果并不太理想。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咨询室李江雪主任表示,官员心理健康的关注仍停留在一个表层阶段,很少有实质性的举措。由于身份和地位的特殊性,当官员出现心理问题时,他并不愿意去找心理方面的专家来为自己减压,特别是有关隐私泄密的恐惧更是让官员对心理咨询望而止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认为,应该根据官员的特殊情况,探索建立常态化的干部心理危机干预机制,比如开通官员心理健康咨询热线,聘请资深专业人士为心理咨询或治疗专家,向承受压力的官员提供心理咨询、心理疏导和心理保健。
“应该增强干部选拔过程中的竞争性、公开性和程序性因素,使官员晋升有章可循,从而降低因前途不可预期造成的压力。”肖滨说。
“及时地解决官员的心理问题,建立‘心理危机干预机制’,对于国家、社会,尤其是官员队伍建设而言意义重大。”长期关注、研究我国官员非正常死亡的组织行为学专家徐晓青建议。
■拍案说法
在位谋其政,退位正心态;官员抑郁自杀折射出———
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前日,韶关市公布了武江区原书记邬学新自杀的死因调查。调查认为主要与一位与他发生经济纠纷的朋友有关,他被该朋友举报有违纪违法问题,造成精神压力大、情绪低落。
尽管组织上多次做其思想工作,已澄清举报的问题与事实不符,并帮助他调处纠纷,但他一直未能解开心结,最终选择以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