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知道什么叫官吗？为老百姓办事，让老百姓吃饱饭的才是官。贪官不是官，是蛀虫！”张秀芳一本正经地“教育”来访的记者。

　　张秀芳还越来越喜欢评论各种社会现象。

　　她在电视新闻里看到，一些农村把农田保护区快成熟的小麦拔起来，种上“退耕还林”的小树。老太太忍不住叉着腰，骂道：“这帮败家玩意儿。”

　　不久前，村里的干部合计着，拿出一个规划，要把一些农民的宅基地卖给开发商。张秀芳第一个站出来反对：“我拼了老命也不干！”

　　原来，写“贪官笔记”时间长了，张秀芳摸索出来一个“规律”。她发现，官员在权力太大的时候，很容易“变坏”。而且，大部分贪官都是借着城市规划、土地买卖的名义“做坏事”。这些贪官还往往和商人、黑社会相互“沟(勾)结”，如果“有人不同意，他们就会找黑社会来打击对方”。

　　据张秀芳的儿子说，对社会上“不和谐”的事情，老太太总是十分关注。哪里的房屋拆迁，出现自焚案；一些“伤天害理”的歹徒攻击幼儿园的娃娃；或者是为了争抢家庭财产，儿子杀害父母，制造了灭门惨案，等等。

　这个被儿子称为“愤老”的老人，常常觉得自己“特别孤独”。她曾试图跟村里的同龄人讨论一些社会现象，可是“他们啥都不懂”。老太太只能撇撇嘴，甩甩手，遗憾地走开。

　　只有记录“贪官笔记”，才是张秀芳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这个曾经的老戏迷甚至忘了几十年来的最大爱好。以往，只要电视上有《红灯记》、《白毛女》等戏曲节目，张秀芳总会有些蛮横地夺过遥控器，牢牢地攥在手里。

　　这个曾经最麻利的家庭主妇，也开始忘记给小孙子买蜡笔，忘记缠着在外工作的儿子们讲新鲜事，忘记吩咐外出干活儿的老伴儿多添衣服。

　　每逢遇到家人抱怨，她依然保持一贯的“愤怒”态度，大声反驳：“大河没水小河干，我干的是正事儿”。

　　事实上，张秀芳起初试图将“贪官笔记”藏起来，是大儿媳妇发现了老太太的“秘密”。一天晚上，大儿媳妇半夜起来上厕所，看到张秀芳在黑咕隆冬的堂屋里待着，一边看电视，一边写字。她裹着一件厚厚的花棉袄，冻得脸色发青，鼻子红得“跟辣椒似的”。

　　最近，由于儿子在网络上“爆料”，这个62岁的农村妇女突然成了“名人”。县、市，甚至北京的媒体都纷至沓来。在媒体的要求下，老太太端出专业的样子，现场演示起记录“贪官笔记”的情形。她一直绷紧脸，一会儿托着腮帮子沉思，一会儿抓起笔，郑重其事地写下几个字。

　　私底下，原本“天不怕地不怕”的张秀芳也跟两个儿子嘀咕：“出了名，好处多还是坏处多？要是坏处多，咱这个名儿，就别出了吧！”

　　尽管如此，她依然“兴奋得很”。做记者的小儿子陈宝成跟她开玩笑说：“你这3个本子烂了，怎么办？不如咱们买块石碑，把贪官们刻上去！”没想到张秀芳把这话放在了心上，干家务活儿的时候都能开心得哼起小调来。

　　“天下这么多贪官，咱得花多少钱买石碑啊！我没钱啊！”没过几天，老太太开始犯起了愁。

　　“贪官笔记”不能白记，张秀芳有自己的“宣传策略”。每到周末，张秀芳都会做上一桌子菜。在这种例行的家庭聚会上，她会掏出日记本。

　　这个山东农妇盘着腿，用口水蘸着日记的纸，一页页地翻过去。她从没学会普通话，不过这并不妨碍她狠狠地教育小孙子：“不能只关心自己家的问题！”

　　当然，她也不会放过给两个儿子说教的机会。尽管在当地的农村，张秀芳的两个儿子都算得上“出息人”，一个是中学教师，一个是媒体记者。

　　她对儿子们参加一些有官员在场的饭局，保持“谨慎”的态度。每一回，张秀芳都会端端正正地坐在堂屋里，“审讯”饭局归来的儿子们。

　　“里面的是好官吗？”这个问题常常让两个儿子哭笑不得。

　　对于这个世界，张秀芳有太多的问题。她老是想不通：为什么很多村庄都要把农民的土地卖了，还没人管？为什么农村的房子拆了又盖，盖了又拆，只为了一点拆迁补偿费？为什么很多当官的贪了那么多钱，却还能不断地往上升？

　　她尝试用自己的思维去坚持，“世界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不应该是那个样子的”。可这个没啥文化的农妇又说不清楚“这个样子”到底是什么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