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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的中国政界,最惹眼的事,莫过于重庆打黑风暴。成百有头有脸的黑势力人物被逮,数十警界高官落马。这些人,都是眼线广布,盘根错节,而且实力雄厚的地头蛇。其实,重庆的打黑,只是这两年综合治理的一部分。此前,对官场腐败的治理,力度也相当惊人,一大批官员为此进了监狱。只是比较起来,此番打黑,在当地引起的震动更大,老百姓反应更强烈。因此,在全国的影响也就比较大。
自古以来,中国地方治理的一个最大的难题,就是地方主官和地方势力的博弈。地方主官大抵属于流官,上面派下来的。而地方上有势力的人,往往是当地人,深耕多年,甚至几代人经营。在当地人脉广,势力大。如果这些势力大体还能遵守法度,地方官和地方势力则大可以相安无事。可是,如果地方势力不听招呼,把持一方,而且为害一方。或者双方因为某些事情谈不拢,一个东,一个西。那么,双方势必会有冲突。
我们看了太多的有关清官的戏剧小说,那里面清官上任,微服私访,惩治称霸一方的地头蛇。而且这种地头蛇,往往有朝里的高官做后台,但是,清官不畏强暴,惩恶扬善,为民除害,最后大获全胜。可是,在现实生活中,上面派来的地方官,在跟地方势力的争斗中,就算师出有名,行为正当,也未必都能成功。铩羽而归者有之,被人收买,同流合污者亦有之。
由于各种原因,几十年来,我们对于官员的流动,尤其是地方非主管官员的流动,强调不够。因此,形成了大批地方“土官”。一个县,县长书记(甚至包括县长书记)以下,主要负责官员,包括警察这样的强力部门,都是本土人士,或者在当地生活多年的人。几十年下来,他们相互结亲,纠葛成一团,盘根错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些年搞市场经济,先富起来的人,有相当多就是这些人中的一员,或者为沾亲带故之辈,有钱的和有权的,高度结合。甚至有些地方,这些年还有变相世袭的迹象。比如最近曝光的河南固始县选干部,入选者居然不是当地高官亲戚子女,就是房地产大户的亲友。当然,如果这样有官衔的地方势力,再跟当地的黑恶势力结合,那么,事态就更加严峻。
从历史上看,中国是一个有黑社会传统的国度。民国期间,各种帮会、教门和土匪势力,曾经相当泛滥,做过多次大案,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当年的重庆,就是一个黑社会猖獗的地方,帮会袍哥,势力无所不在。浊水袍哥杀人越货,清水袍哥也走私沾赌。1949年之后,黑社会遭致致命的打击。但是,具有如此悠久传统的东西,即使人都不在了,文化的痕迹却不那么容易消除。一有合适的土壤,还是可能死灰复燃。这些年来,我们看到,恰是在那些过去有黑社会传统的地方,黑恶势力比较猖獗。
无疑,任何一个政府,从大方向上讲,对于黑恶势力,都不可能容忍。否则,自己的家,就让黑社会给当了。当年的蒋介石,起家之际,跟帮会关系密切,可是一旦当家做主,就逐渐跟帮会翻了脸。但是,吊诡的是,黑恶势力的存在发展,又必然跟所在地的政府,尤其是强力部门的庇护,有着密切关系。显然,地方政府部门的本土化,地方势力化,给这种政府和黑恶势力的结合,提供了非常大的可能性,或者说丰厚的土壤。
黑恶势力的存在,对于社会的危害,是不用多说的。无论黑恶势力以何种方式存在,都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和人民正常生活是一种扰害。人们无法按照正常的市场规则经营,也无法按正常的秩序生活。只要黑恶势力存在,某些特殊的行业就会发扬光大,比如黄、赌、毒,高利贷。这样的行业本身,就是对社会的毒化。对于政府来说,如果任由黑恶势力横行,等于是政府之外还有二政府。就像打黑之前的重庆,不仅特殊行业横行,而且很多正常的行业,都为黑恶势力垄断,正常的商业竞争,无从谈起。
因此,重庆的整治,治理先治官,打黑先治警。绝对是至理名言。但是,作为一个空降到地方的负责官员,想要做到这一点,真刀真枪地把官治了,警治了,实际上是非常不容易的。
薄熙来是从地方到中央一步步做上来的新生代高级官员。此前,关于他的评价,毁誉参半。在大连的时候,外界就每有作秀之诮。但是,如果你能步入大连的偏僻街巷,就会发现,大连的城市面貌,不仅面上做的漂亮,里子也相当不错。记得在一年前,重庆也搞过一次大规模的扫黑,那次行动,似乎效果不佳,而且遭致外界“运动式治理”的批评。现在看来,也许上次行动仅仅是试水,也许是吸取了教训。总之,此番打黑风暴,效果甚佳,不仅重庆老百姓叫好,还博得了全国上下一致的赞誉。人们都说,薄熙来会用人,用了一个王立军,铁腕治警。其实,这里面的功夫,应该不仅仅是用对了一个人的问题。
当然,从本质上讲,再恶的黑恶势力,再盘根错节的地方势力,即使他们结合起来,还是无法跟中央政府的力量相抗衡。民国时期的上海青帮大老黄金荣,不可一世,还身兼法租界的探长,有外国人的靠山。但得罪了上海军阀护军使卢永祥的儿子卢筱嘉,被一帮军人拉出去揍了一顿,后来很长时间不敢离开租界。最后找人讲情,花了很多钱,才把事情摆平。显然,即使在民国这样的乱世,黑势力都惹不起有实权的军阀,何况现在。地方势力与黑恶势力的结合,看起来貌似强大。实际上就像一棵大树,即使枝繁叶茂,但没有根,或者根基很浅。
个中的道理很简单,任何地方的老百姓,都不可能喜欢黑恶势力,都不会喜欢接受黑社会的二政府统治。当然,对于跟黑恶势力勾结的地方势力,也不会真心拥护。换句话说,再猖獗的地方势力,只要沾黑,就没有群众基础。其次,权力的授予是直线的,地方政府的权力合法性,来自于上级。只要上级一纸任免令,权力就会消失。而他们把持的机构,不大可能跟着抗命。即使把持强力部门,比如警察,里面的成员也不是他们的家丁。除非地方势力拥有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否则,任何的公然抗命,都是不可能的。显然,在目前的中国,这样公然抗命的地方势力,还不存在。
因此,空降下来的封疆大吏,只要有决心,有办法,要想整治地方,是能做到的。强龙是可以压住地头蛇的。做地头可以,一旦变成了蛇,就非压不可。这里,最关键的有几个因素。第一,要打得准,打得准,才能得到当地老百姓到拥护,否则,只抓些小鱼小虾,或者抓错了对象,老百姓就会失望。没有老百姓的拥护,动静再大的打黑,也只是茶杯里的风暴。第二,要得到中央比较坚定的支持。地方势力的反抗,最主要的一条途径,是通过各种关系,找中央的某些人,进行干扰。如果封疆大吏不能做到排除这些干扰,打黑就弄不下去。第三,也是最关键的,封疆大吏自己的决心要足够的坚定。认准了,排除万难也要做。历史证明,只要有这样的决心,中央一般都是会支持你的。因为,这样做,从根本上说符合中央的利益。当然,真正要下决心做,还得有办法,有技巧。
不过,打黑风暴之后,若要长治久安。真正的良方,还是得注意培育社会的健康力量。过去是扶植良绅,抑制劣绅。现在则是用良性的社会力量,抑制不良的社会势力。从本质上讲,在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的社会,黑恶势力是无法根本铲除的,只能把他们抑制在一个非常小的范围之内。地方的不良势力也一样,它们跟黑社会一样,是社会的病菌,就像人无法完全消灭病菌一样,我们只能抑制它们,而抑制的最好办法,就是培育健康力量,增强社会自身的抵抗力。因为这种抑制,不能仅仅靠政府的力量,人盯人防守。那样成本太高,而且容易滋生腐败。相当于治病,滥用抗生素。最合适的办法,是培育社会力量的成长。中国曾经经历过一个有国家无社会的阶段,在计划经济时代,这种状况是可以的。但现在搞市场经济了,这样下去就不行了。社会的治理,要依靠法律手段来解决,政府要学会用无形的绳索来约束社会。这其中,关键的因素是依靠社会自组织力量。现在各种非政府组织已经发展起来了,各种社区组织也在成长。其中有环保的,有公益的,有慈善的,还有娱乐的、旅游的。这样一些组织,天然的就是黑恶势力的对头。即使一个社区里有娱乐性的民众组织,对黑势力的成长,也是一种抑制。因此,一个聪明的地方政府,应该善于利用这样的组织,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这样的社会组织,是社会良性发展的必需。
重庆的打黑风暴刮起来了,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好消息。也是一个值得其他地方学习的经验。但是要将打黑的成果稳定下来,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