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秀芳

　　每晚11点20分，62岁的张秀芳都会准时打开电视机，展开白纸装订起来的日记本。她费力地眯着眼，几乎将鼻尖抵在本子上。

　　“这是啥做法？是官商沟(勾)结吗？”她一边念叨，一边歪歪扭扭地写道。老树皮似的手紧紧攥住水笔，一笔一画都像刻进白纸里。

　　这个头发花白的妇人，正在写作她的“贪官笔记”。事实上，她是山东省平度市城关街道办事处金沟子村的一个普通农妇。20多年来，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化的她以贩卖蔬菜为生。每天天刚蒙蒙亮，张秀芳就和老伴儿开着电动三轮车，到青岛市区兜售蒜薹、茄子和土豆。

　　不过，如今即使白天卖菜再辛苦，每晚的同一时间，张秀芳都会准时收看一档关于反腐倡廉的法制节目，它专门讲述全国各地的贪官犯下的重大案件。

　　这个习惯开始于今年3月。一天晚上，张秀芳在亲戚家串门，碰巧看到一个“神奇”的电视节目，“原来的一个大官铐着手铐，蹲在监狱里”。

　　她一下子入了迷。这个没啥文化的老太太，萌发了一个想法：“我要把社会的不公平写下来，看看是不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在当地，每到晚上9点，村民们基本都会上床睡觉。而张秀芳常常会先眯上两个小时，一到11点10分，就跟上了闹钟一样，自然惊醒。有时候，她索性整个下午都赖在床上，这样就可以将整个晚上腾出来。

　　为了省钱，张秀芳常常拒绝打开家里那盏25瓦的日光灯。她习惯于就着电视机的光线，趴在屏幕前一边看节目，一边记录“贪官笔记”。

　　大半年下来，她已经写了整整三大本。日记装在一个红布袋子里，它原本是张秀芳卖菜时用来装零钱的“宝贝”。为了避免弄脏，她还在3本日记外面裹了一层塑料膜。

　　日记本是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孙子用剩的，每一本都用白纸整整齐齐地装订起来。每一页上，张秀芳都用蓝色的水笔，横七竖八地写着几百个字。

　　这些“关键词”，大多是张秀芳的随手涂鸦。每个贪官的名字，罪行，受到的惩处，她都一一记录下来。她甚至为此专门配了两副老花镜，写日记的时候戴上度数深的，看电视的时候则换上度数浅的。

她常常翻着自己的笔记，跟周围的人讲述这些贪官的故事。

　　“一个山西的村主任，居然盖了8层楼，还买了一部80万元的汽车！”这个大嗓门的老太太用当地的土话喊道。而最令她气愤的是，一个浙江的副厅级官员，居然“3年里贪了几千万”。更多的时候，她还会一个人托着腮帮子想：“为什么每个贪官都有情妇，并且不止一个？”

　　“您日记里，一共写了多少贪官的故事呀？”有人好奇地问。

　　张秀芳回答不上来，因为记录的贪官太多，自己又从来没数过。于是，她灵机一动，想了一个法子。根据贪污的数额，张秀芳给这些犯事的官员，取了不同的代号，有的叫“五万”，有的是“四百万”、“六千万”，当然还有的叫“三亿”。

　　“一万块钱就是一摞！一亿元可以装一个耕地用的大拖拉机！”老太太皱紧眉头，用手势激烈地比划着。

　　偶然性起，张秀芳还会像老师批改作业一样，在末尾加上自己的感想。字数多的时候，是一句话，比如“三麻袋钱还没分完就进了监狱，好！”，感叹号用力到划破了纸面；少的时候，则可能是几个字，如“前腐后继”、“不止(知)羞耻”。

　　每天起床后，张秀芳都会认真地“复习”前一天的日记。要是遇上心情好，有村民来访时，张秀芳就会清清嗓子，将这个故事细细讲上一遍。虽然有时，她还会搞错官员们的名字，或者故事发生的地点。

　　记录了一阵子之后，张秀芳开始将一些很“潮”的词语挂在嘴边，它们都是她从电视上听来的。

　　夏天的傍晚，跟村民一起乘凉，张秀芳会装作不经意地说起“和谐社会”，告诉邻居们什么叫做“公平、公正、以人为本”，或者严肃地指出“农民必须有土地，这叫耕者有其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