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学走出的高级警官
1978年后，改革开放带来人财物的大流动，社会进入快速变化时期，随着利益目标的多元化，犯罪诱因明显增多。面对剧烈变革，延续新中国成立以来传统警务方式的高级警官，特别是负担地方治安任务的公安厅长们，感觉有些力不从心。
1983年9月，公安系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严打”行动。张培文认为，整个80年代维护社会治安的任务相当繁重：法律制度不健全、影响社会治安的因素较多，再加上改革开放初期国门初开，社会治安迅速恶化。
整个“严打”时期，刑事犯罪案件数量下降，但整体上有起有伏，甚至出现过“越打越多”的困惑。
面对动态社会环境下的流动犯罪和治安问题，公安系统开始反思“打和防”的关系，并在制度上尝试了一系列改革。1985年，公安部要求省会城市、百万人口以上大城市和沿海开放城市要建立治安巡逻网。1991年11月召开的第18次全国公安会议进一步明确，建立以人民警察和武警为主体的城市治安巡逻制度。从1987年到1996年的近10年间，110快速反应机制在全国大中城市全面建设。
为切实提高动态环境下驾驭社会治安局势的能力，中央和公安系统高层意识到，必须整合公安机关内部资源，实现统一指挥、快速反应。这些能力的提升，首先反应在地方公安厅长等高级警官身上。
“当时培训已解决不了高级警官的问题，需要从基础层面进行提升，特别是文化教育层次。”张培文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公安队伍人才紧缺，“特别需要建立公安系统自身的院校，培养专门人才，提升文化学历层次。”
在此前的政治运动中，一批长年从事一线工作的老公安被“打倒”或“靠边站”，等到运动结束，有经验、年纪又适合公安厅长等高级职位的干部并不多。
“后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在教育部门的支持下，公安系统的学历教育才提上日程。”张培文说。
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各省公安厅、地市公安局开始筹建专科的警官院校，1984年还建立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从更高层次学历教育中走出的警员，逐步成为高级警官的新来源。
张培文说，从80年代中期开始，公安厅长等高级警官的结构发生了一个变化：军转干部仍占较大比例，还有从地方党政系统调入的官员，但大学毕业后进入公安机关工作的越来越多。
高级警官最关注群体性事件处置
进入新世纪后，高级警官的学历层次越来越高，专业化程度快速提升。“前几年，在公安系统找研究生还是凤毛麟角，现在多了。近期开设的一个警监培训班，硕士、博士比例达到了百分之十几。不少授课老师感叹，这些学员对一些问题的研究比老师还要深入。”张培文说。
高学历化让高级警官有了比以往更加综合的知识结构，在执法决策的把握上更加全面。但是高级警官仍面临着很多新挑战。
信息社会的高速发展、权利意识的不断高涨，以利益冲突为根源的社会矛盾开始从隐性走向显性，执法机关如何以新思维、新方式应对日益复杂、多元的社会问题，成为迫切需要进行专业化研究、制度化建设的重大命题。而高级警官的思维、理念事关社会矛盾的处理效果。
“新老矛盾交织在一起。对公安执法形成新挑战，这种挑战集中在高级警官身上，就是要知道如何把握趋势。”张培文说。
2006年以来，公安部加大了对高级警官的培训，在业务课程设置中增加了不少新专题，比如：依法行政与公共管理、公安信息化、世界警务发展趋势、反恐、群体性事件的处置等。
2007年，高级警官学院举办了首任厅局级公安领导培训班，还在业务课程的设置中增加了一个专题：群体性事件的处置。
最近这些年，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公安工作最重大的挑战之一。
“去了以后，保护老百姓是一定的。但是冲突一发生，警察被刀枪棍棒一袭击，招架不住了怎么办？靠以往的政策，第一这是人民内部矛盾，第二不能动用武器装备，第三，尽量现场处理。但在今天的形势下怎么解决更好？”张培文说，不少厅级干部都表示非常欢迎有关处置群体性事件的专题学习。
事实上，这是当下高级警官们最实际的困惑。在处置群体性事件时，没有成文的处理程序，也没有现成的法律依据，基本上依靠自身的临场应变来决策。
张培文告诉本刊记者，现在高级警官的培训都涉及此专题。不过在“群体事件问题处置”的专题讲授中，老师们的说法还是相当谨慎，主要讲群体性事件的特点。
“关键是让厅局级领导准确把握当前的社会稳定形势。老百姓的诉求越发多元化，虽然诉求渠道有，但有些并不畅通。”他说。
高层的思维
翻开高级警官的培训课程表，本刊记者发现有不少时效性、针对性很强的专题课程，包括新闻发言人课程、信息化建设、执法规范化、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等。很多专题并不是高级警官学院自己设置的，而是公安部党委研究决定的。
譬如今年刚开设的执法规范化专题班，负责高级警官学院工作的张培文说，执法规范化一直是高级警官培训的内容，今年则要求各地分管法制的公安厅副厅长带队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