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起案件告破后，傅政华对一些案外情况也进行了详细调查和分析，“我们在一起聊过，很多社会治安的问题都跟歌舞厅有关，这是一个源头。”武伯欣和傅政华当时达成了一个共识：破获一两起案件不是治本之策，而是要做一些根本性工作，比如严格管理这些滋生社会问题的娱乐场所。
他们后来还办过一个案子：一位“敏感人物”去类似“天上人间”的地方玩，手机被有偿陪侍小姐偷了。傅政华与他在调查时一个个找有偿陪侍小姐询问情况。武伯欣觉得，正是由于不断发生类似案件，使傅政华很早就决定严厉打击这些娱乐场所中的违法违规现象。
“所以这次在他上任之后的‘扫黄’行动，也不是新官上任三把火，这是经过长期思考的。”武伯欣认为，这应该是个长期行为，也是这么多年来要从根子上解决治安问题必须要走出的一步。
曾任公安部刑侦局四处处长的李东海80年代就认识傅政华。他告诉本刊记者，自己对傅政华最初的印象是：个子不高，人很精。进一步接触后，他感觉到傅政华是一个“细心、严谨、讲科学”的人，同事关系也非常好，跟他合作的人都相处融洽。
更为重要的是，傅政华虽然是刑侦专业出身，却并非无情之人。
有一年在海淀区昆明湖发现一具女尸，经过侦查发现是一起情杀：妻子在外面偷情被丈夫发现，两人发生争执和扭打，丈夫在暴怒之中杀死了妻子。
武伯欣跟傅政华说，能否从公安这方面建议从轻处罚，“不要给这个丈夫判死刑，因为他们还有个很小的女儿。”而且凶手也是道德上的受害者，并非故意谋杀。
后来，这个丈夫果真没有被判死刑。“我估计是他过问了这个事情，从这件事，我看到了他的善良。”
武伯欣说，在这次“扫黄”行动中，上千名有偿陪侍小姐也是被遣散，并没有像过去一样收容和劳教，“很多事情要设身处地换位思考，他能做到这一点。”
不唱歌的公安局长
熟人印象里的傅政华，不吸烟不喝酒，没有别的嗜好，就是喜欢看书、研究问题。“这20年来他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不管在什么位置上，都对刑侦工作一如既往地热爱。”武伯欣和他相熟20多年，从来没有一起唱过一次歌。
2009年以来傅政华参与黄光裕案的调查工作。该案牵扯不少高级警官，如公安部部长助理、经侦局局长郑少东，经侦局副局长兼北京直属总队总队长相怀珠等。
武伯欣说傅政华应该也是该案负责人，“这些人很多都跟他当过同事，至少也都有过交情。但是他办得很彻底，没有顾及旧日情面，在大是大非面前，他还是很有分寸的。”
李东海说，傅政华在公安部的四年里人缘极好，他领导的团队很有凝聚力，“他比较年轻，没有太复杂的人际关系。”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系教授孟宪文，过去曾是吉林省公安厅刑侦局的副局长，他第一次见到傅政华的时候，对方还是北京市公安局的年轻警员。孟宪文认为，傅政华相对快速的升迁得益于他的聪明能干、善于团结人，“他对待周围的人一直很虚心，即使后来职务高了，他仍然是不叫‘老师’不开口，待人非常亲切。”
在李东海等人看来，傅政华既有刑侦人员的雷厉风行、行事果决，又有一个出色管理者需要具备的知人善用、谨慎细致。
这一点，武伯欣也深有感触。
有好多年，每年春节前，傅政华都会把北京市刑侦界的专家和学者请到一起聚餐，他自己从来没有缺过席。“吃饭是小事，但是这样的举动，表示他始终惦记和感激这些人。其实，这些人也真是可以帮他的忙。”
武伯欣说，以前傅政华经常去公安大学找他吃饭，“就在门口的几个小饭馆。一直到他成了副局长，我们仍然在小饭馆里，边吃饭边谈案子。”
不过，虽然傅政华平时对下属非常体恤、关爱有加，在工作上却是严格到近乎苛刻。
武伯欣告诉本刊记者，傅政华有一个习惯，一个案子部署下去后会定期督查。他会把案件分成几条线后派人去办。他常对办案人员说，你去查这条线索，如果在你这个线上出现问题，你就不要再担任队长了。他要求底下的人尽职尽责，否则就严格问责。
武伯欣说，傅政华经常顾不上家人，“他家最早在公安大学的西面，很简朴，他也不大讲究待遇。”傅的妻子不在公安系统工作，也很少出现在他的同事面前。
自从傅政华回到北京市公安局后，北京市公安局提拔了一批搞刑侦的能手。比如现任北京警察学院院长的左芷津，曾是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副总队长。还有原来东城刑警支队队长马曦初，也属于专家型骨干，已调到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任副总队长。
搞了一辈子心理分析的武伯欣说，他觉得傅政华属于“粘液质”性格的人：内敛而稳重，却不易动摇，认准了目标就会积蓄力量直到达成。
新局长的挑战和任务
不过，在北京市公安局长任上，傅政华将面临新的挑战---除了需要转向全面管理，如何应对新职位的特殊性，更是他真正面对的难题。
武伯欣在北京搞了多年刑侦工作，对于首都公安工作的特殊性非常了解。
“北京无小事。其他省份发生了案件，都不会有北京这样大的影响力和震动。在北京有任何案子，都会马上传遍全国，甚至全世界。”他说，加之北京大机关多，“历任北京公安局长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有些案件在外地能过夜。在北京就绝对不能过夜。国际影响太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