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警期间，何挺先后参与和指导侦破新疆乌鲁木齐系列爆炸破坏案、武汉持枪杀人团伙案、千岛湖案件、1990年广州白云机场劫机案等特大案件，被誉为“反恐怖尖兵”。
2007年，他走出公安部大院，出任甘肃省省长助理、甘肃省公安厅厅长。一年后调任青海省公安厅。
匡萃冶说，目前公安系统的地方布局同整个国家的干部政策基本一致，比如“空降”及外地调入的厅长越来越多。2008年7月起，8个月内曾有4个省迎接了外来厅长。
在另一项统计中，有11位厅长在籍贯所在地任职。
浙江是“公安厅长大省”---走出了5位现任厅长；其次是山东、河北，各有4位。
30位公安厅长中超过半数拥有研究生学历，4人攻读过博士学位。不过，大多数厅长的学历来自党校和在职教育。“如同其他部门，公安部门领导也呈现一定程度的高学历、年轻化趋势。”匡萃冶说。
兼任党政要职显示公安工作重要地位
按照惯例，地方公安厅长如果是副省级干部兼任的，授副总警监衔。否则为一级警监警衔。
目前的30位公安厅长中，共有12位身列省委(市委)常委，显示了公安工作在地方政治系统中的重要位置。
据公开报道，这12人中有多位在常委中排名较为靠前。比如安徽省公安厅厅长徐立全位列第四，排在省委宣传部部长、省纪委书记等人之前；舒晓琴同样以第四位排在常务副省长、组织部部长等人之前。
黑龙江、青海等5省区厅长由副省长或自治区副主席兼任，山东等3地公安厅厅长由省长助理或自治区主席助理兼任。
3名副省长兼任的公安厅长中，河南省公安厅厅长秦玉海在该省8位副省长中位列第四。公开信息显示，他分管政法及社会管理、监察、信访及涉军事务等方面工作。
匡萃冶分析说，近年来人民群众对安全的需求日益增长，中央正是基于这种情况加强了对公安厅长的领导，由党委常委或者政府副职领导担任公安厅长，以回应群众对安全和稳定的期待。
对于多位厅长兼任地方武警部队第一政委、党委书记的情况，匡萃冶认为，此举有利于加强武警队伍建设，有利于更好地发挥武警在稳定工作中、特别是重大突发事件应对中的职能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武装警察法》有关规定，武警部队的调动和使用，应当坚持严格审批、依法用警的原则。”
值得注意的是，公安厅长由省政法委书记兼任一直受到非议：政法委一把手可能通过对另外两个独立司法机关法院、检察院施加影响，从而使链条上的各个环节失去应有作用。此弊端在前不久轰动全国的赵作海一案中有充分体现：该案中，商丘市政法委通过协调，直接导致赵作海入狱11年。
如今，四大直辖市的公安局长中只有天津市公安局局长武长顺同时担任市政法委副书记。
其余26个省区的公安厅长中，有14个省区的公安厅厅长未由政法委书记兼任。
通过公安厅长们的身份变化可以看出，公安系统正日趋规范严整。
高级警官如何炼成
张培文说，不少厅级干部都表示非常欢迎有关处置群体性事件的专题学习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李静 | 北京报道
公安机关是武装性质的国家治安行政力量，担负着维护社会政治和治安稳定的重要职责。公安系统高级警官在公安工作中则发挥着主导作用，作为主持一方平安的地方公安厅局长们，他们是怎样一个群体，又是如何成长起来的？
本刊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党委委员、进修部主任张培文。
公安厅长无疑属于高级警官。张培文介绍说，上世纪70年代以前，在全部24级干部级别中，13级以上都可以看作高级干部。在公安系统内对高级干部没有严格界定，基本与地方相当。授衔后，警监以上均可视为高级警官。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校内的公安部高级警官学院，培训对象主要是公安系统厅局级干部、地市级局长。培训对象的级别最低为一级警督。
“公安机关队伍的性质就是法律性、政治性比较强，这就决定了高级警官的培养任务重心，总是追随中央的新决策，而且跟得很紧。”张培文说。
政治放在第一位
新中国最早的一批公安厅长还要追溯到30年代在延安建立的第二期情报侦察干部训练班。当时边区情报保卫干部缺口很大，有文化的干部缺口更大。于是1938年进行了第二期情报侦察干部培训。
1939年2月第二期培训班开学，学员20多人。解放后，在当年的这批学员中，侯良后任新疆公安厅长、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杜定华后任新疆公安厅副厅长、新华社纪检组副组长；杨岗后任四川省公安厅长；伊里后任陕西省公安厅长；薛光后任新疆公安厅长；乔庄后任云南省公安厅长。其他人则在国家安全部、解放军军事法院以及总政治部等单位任职。
军队保卫干部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公安系统高级干部的主体。新中国成立伊始，公安系统的主要任务是维护新生政权，侦破潜伏敌特。这些部队干部有秘密工作经历、经验丰富，长久以来他们的任务重心就是保卫中央、保卫领导、锄奸锄特。
随着上世纪50年代裁军，大量部队干部转业到地方公安系统。地方公安厅长一般对应军、师级干部。在一些培训机构中，这些“老革命”也会和刚参加工作的年轻干部一起学习刑事科学技术等内容，提升专业化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