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化审批 从内心抓起
几天前，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报道了河北武邑县的小周为了办护照，从北京到老家往返六次，跑了三千公里才办好，这引发了众多观众的热烈讨论。办护照六趟，办营业执照十一趟，不知道您是否遭遇过同样的事情？为什么到有些行政部门办事这么难？如何让这类的事情变得不再难？央视财经频道主持人沈竹和特约评论员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李楯、著名财经评论张鸿共同评论。
为办营业执照，江苏小狄往返十一次，办证难，难点卡在哪里？如何将行政权利关进笼子里？行政机构如何为民服务？
小周这已经是第五次来办护照了，前几次他都是无功而返，原因是材料不齐。而这次他自认为让准备的材料都备齐了，应该没有问题了，结果这位办事人员又发现了新问题。
河北省武邑县公安局工作人员：你是呼和浩特的身份证。
小周：不是，我户口在这边，身份证是学校里办的。
河北省武邑县公安局工作人员：这不是我们这的，没换不行。
小周回家换了新的身份证，直到第六次来到县公安局出入境科，小周才终于拿到了护照领取通知单。而这样的事不仅仅是小周一人遇到过，一位正准备创业的大学生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小狄大学毕业后自主创业和几名大学生一起办了一个稀有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这是他第十一次来到江苏丰县行政服务大厅办营业执照和法人执照的事。在办理的过程中，不知道为什么电子档案却始终转不过来。为了讨个说法，小狄给丰县有关部门写了一封信，标题是《让人心酸的两张空白营业执照》，反映了自己遇到的烦恼。或许是小狄给县有关部门写的信发挥了作用，执照可以办理了。一件简单沟通就可以办到的事却拖了三个多月，却让小狄往返了十几次。
李楯：公务员在办证时不能执行加码 应该尽量便民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其实态度如何，是不是玩弄是一回事，制度如何又是一回事。我们现在在社会转型中，有些中央早已明令取消的，比如像办护照，公安部有明确规定，而底下还在那执行旧的，或者是执行加码，那这些东西能不能改进？我们能不能真正考虑到每一个公民权利？你办个证就是证明他身份，他可以出国，而不是处处防范，生怕我给了这个人证，这个人就会干什么坏事，他有一种旧的思路。
我总讲我们正在转型，实际上当中央已经开始往前走的时候，有一些国家公务人员有两方面问题，一个是态度问题，自己觉得是当官的，对你态度很不好；再一个就是在制度、理念上仍执行一些旧的，生怕出事，为什么你盖个章我才给他办呢，责任就在你，不在我，我要免责。你要不盖章我办出去，将来出什么事别人追责，你怎么给他了，那我怎么办？
规定老变其实不奇怪，我觉得大家要理解，因为我们社会处于一个非常快的转型时期。变不是问题，而是我们的公务员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不是真正做到了，我们的公务员在办理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的思路和各级能规定这个需要什么的，比如省里，市里，县里能不能更体会中央的意思，能够便民一些。
张鸿：女公务人员可能只是执行规定而已 相信那些要交的材料不是她发明出来的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去办事总是感觉到会被刁难，这个刁难其实分两层，一个就是态度的刁难，你这个，不行，下一个，拿个材料，少一个材料，这是态度的刁难。但是我们回想一下，我们的愤怒应该不仅于他态度上刁难你，还有规则的刁难，就是假定这个女公务员她说请您回家再拿一个证明，请您回家再拿一个那个证明，这合不合适呢？这也是错的。
我查了一下，公安部说的非常清楚，在河北省公安厅的网站上也有，很多人说小周你得自己看一看，你要带什么材料。如果小周自己在河北省公安厅的网站上问了问题会怎么样？那么2012年8月18日就有一个人在网站上问了，说怎么办护照，需要什么手续？然后人家回答的很好，说同志你好，你带身份证和户口本，然后去县级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去申请，就可以了。如果是2013年2月8日这个网友又问怎么办？服务很好，又回答你说朋友你好，携带你的身份证和户口本，和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出具的无罪证明等材料。到市级公安机关，你一查这些规定哪来的？不知道，他自己都是糊涂的。所以很可能这个女公务人员只是一个执行人，当然她态度不好不对，但是她可能只是执行了规定而已，我相信那些材料不是她自己发明出来的。
李楯：往往公务员对上负责 不对下负责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其实不应该这么难，就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有些事情看起来很难。就是当初大家想，这事怎么能改，重重叠叠，你真动了什么问题也没有，现在就是我们有没有决心改，和我们的公务员在自己的心力上是不是真有为人民服务的心。
其实也不能说全是小周办护照这样的，但这绝不是特例，而且这里头我们要看到在制度上涉及到一些部门利益，你说那么多部门放权，牵扯到编制，牵扯到国家的行政经费、办公费用，牵扯到办公用房都会缩减，那么我们现在能不能协调起来，让政府服务的更好一些，政府更小一些。比如我们对公务员的评价，他的职务会不会因为公民提了意见就影响，往往他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而且他要尽量解脱自己的责任。比如各省追加一些条件和规定的时候，是不是公开的，是不是有公众参与的？这些规定是不是必要的？如果真正的立法决策都有公众参与，政府信息都是公开的，它就不会成为那么大的难题。
张鸿：根上的问题是一级有一级的另行规定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刚才网友感慨说，如果能简化到一个部门的话，那我要问他说你准备简化到哪个部门呢？你准备把哪个部门的权利给去掉呢？就说办护照，原来异地的是没法办护照的，你看我的户籍在安徽，我现在在北京就可以申请办护照。应该说手续上，我觉得在北京办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
如果仅仅是执行层面的工作水平的话，那就是态度，我们假定给小周办证的这个人换了一个人，换我去了，我坐在那，那可能这个教训会让我对他态度好点，下一个人来了，我会主动地告诉你，但是如果这几项证还需要你弄的话，麻烦还在你身上。那么这些证需不需要？犯罪记录、什么公司营业执照等等，这个根上在哪呢？
我查了很多省的公安厅的网站，包括市里公安局的网站，你会发现，大家都不详细地告诉你需要什么材料，到最后具体执行的时候你才知道，都用的都是公安部的要求，公安部要求其实是一共五项，其实很简单，就是户籍证明，然后拿照片来就行了，但是第五条他说如果你这个省有其他材料的话，那你可以另行规定，但到省里面用的时候，到厅里面网站看的时候也是那一条，说另行规定，你到市里面看也是说另行规定，这另行规定到底是什么，执行起来是什么？再有，办证难其实是双方的关系不对等。
李楯：我们没有做到法治 而是靠过多的政府审批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实际上是在变，但有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在发展中，像一些商务上的事情又涉及到资源配置和利益格局，资源配置和利益格局造成了很多政府部门在里面都有它自身的利益或者是地方政府的利益，那必然要有很多审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做到像，早在十五大提出的法治国家的方向，我们靠法律来调节这样一些利益格局，资源配置和发展机会，我们靠过多的政府审批，这是个大问题。
这么干，包括我们的好官都非常累。你要有一个规则，各行其道它就解决了，我们现在不是这样，什么都仍然回到行政上来，由人去掌控。有时候你作为研究者做评论说不该这样，人家官员告诉你，你不懂，你进到里面就知道了，它相互制衡，如果没有一个整体的改革思路的话，每一个部门它是推不动的。
实际上权力关在笼子里，我更认为这个笼子是什么笼子呢？也就是我们早在十五大就提出的法治国家的法治的笼子，就是说有这样一种规则，大家能够各行其道。如果我们有了一个良好的秩序，比如我们看过去路上很乱，交通是人指挥，这是人治，后来红绿灯好像好像建立了一个规则，但是有的路车多，有的路少，有时候这亮绿灯的时候没车走，我们有立交桥修起来各行其道，它就不需要你再去指挥了。所以我们讲法治规则需要从根本理念上建立一个在商务经营中，包括公民的行为中能各行其道，政府管的只是有限的，政府管的更多的需要党和人大通过立法来把规则制定好。
其实很多手续他能压缩，理论上说其他地方可以压缩，但我更觉得这个问题需要审批者和被审批者都参与进来，比如我们各地各级人大多发挥点作用，把问题好好的从制度上清理一下。
张鸿：现在大多是依官来解决问题 而不是依法来解决问题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包括我们解决的时候，你看广州的方案当然是好的，但是你看到没有，它是依官来解决问题，不是依法来解决问题。说我们市长有个热线，你有问题你找市长，上级压下来它就能解决。包括河北这个问题，焦点访谈一报，然后官儿们着急了，说下去治，然后处分了，就是你得得罪官，这个问题才能解决，它没有一个我直接和你有一个依法能解决的途径。
政府要出手管理的话，每一项都是我有据可查的，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规则。我们经常说的，对政府来说法无授权即非法，如果我没有明确的法让你干这个事，那就是非法。现在看，我们从2002年开始一直在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权，前两天，中编办规定了，2002年取消了789项，2003年取消488项，2004年取消470项，2007年取消186项，2010年184项，2012年年314项，今年117项，10年一共取消2548项行政审批。解决问题的方式其实非常简单，我们不用摸底，哪一天开始，我授权的是多少项，就这些项可以，列个清单。
林琳：应严格问责 并建立长效机制
(《人民日报》经济新闻版编辑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对于办证的痼疾，我认为目前应该重点从两方面入手：第一，是畅通投诉渠道，身边办证难的问题其实并不少，但能被媒体关注并得到解决的实在太少了。所以首先应该畅通投诉渠道。第二，就是严格问责，对于一些群众意见大的办证部门，对私自增设办证条件，还有推诿或者拒不办理的，应该严肃追求责任，平时还应该建立长效机制，严格考核工作人员的服务质量。 (央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