渗水导致的另一大问题是，地基下沉，房屋开裂。当时李家峪村300来户人家，有60来户的房屋开裂严重。时任村主任的侯长江说，大概是从2000年起，陡河发电厂以多种名目补助该村，如建房费、过冬费、污染费。

灰场西北角的宋家峪村，原本窝在山凹中，由于渗水厉害，1990年不得不集体挪动100多米，移到山包上。在该村村主任朱会荣记忆中，那时候，原本一直干涸的山沟，积水1米多深，各家各户的房子或大或小都裂缝，地面总是湿漉漉的。那次，陡河发电厂给了1500万元。

与此同时，灰场北侧的韩家哨村，部分房屋出现类似症状，陡河发电厂又拿出300万元予以补偿。前任村主任韩泽廷说，政府本来答应另给300万，但最后有130万没兑现。

灰场周围的村庄，陆续找上陡河发电厂的门，以同样的理由索赔。

飞灰

为遏制渗水而实施的高浓度除灰，却隐藏另一祸端。大风经过，粉煤灰翻山越坝，飞向村庄

陡河发电厂忙于遏制李家峪灰场渗水时，另一祸端悄然长成、肆虐，这就是飞灰。

为从源头上掐断灰水，1992年，陡河发电厂改造除灰系统，将灰水比例骤变为1：5左右，高浓度除灰。

灰水浓度提高、实现厂内循环污水后，灰场积水迅速减少，露出一片一片的灰白色。大风经过，裹挟着细小而轻盈的粉煤灰翻山越坝，飞向甘家沟、李家峪、宋家峪、韩家哨等。漫天飘舞的粉煤灰钻过窗缝落在炕上、柜子上，铺下一层厚厚的灰白色。

在张树民印象中，飞灰成灾开始于90年代中期，“好家伙，像下雾一样，大风起大雾，小风起小雾。”

大风呼呼，树枝抖动着弯腰低头，整个村子被白色笼罩。一段拍摄于2004年5月份的录像，佐证着张树民的说法。

位于灰场东南角的甘雨沟，原本以种植白薯为主，每到秋季，家家户户房顶上晒白薯干。张树民说，飞灰越来越多，没法晒了。

后来连种也没法种了。白薯一般是秋天收，在白薯井里过冬后，春天出来卖个好价钱。由于灰场渗水，2001年后的五六年，白薯井一度变成水井，白薯只能一收秋就贱卖，来年干脆不少种或不种。

作为忍耐力极强的中国农民，甘雨沟人对渗水和飞灰的回应一度只有几句抱怨。按张树民的说法，谁让自己生在穷山沟，住在低洼处，如果有钱搬出去就不用遭这个罪。

直到2005年，甘雨沟村民决心维权，告别住危房、吃飞灰的日子。那年春节，村民们聚在一起闲聊时，有人提议应该索赔。

春节刚过，十来个村民首次结队前往陡河发电厂讨说法，没有结果。第二次，第三次，村民们前所未有地齐心协力，反复上门。张树民说，直到第四次才得知，自1995年起，村干部每年从陡河发电厂领取一笔数额不等的补偿款，直到2005年，以扶贫、灰场维修等名目总共拿了90多万元。

多年来被蒙在鼓里的村民们去找村干部问究竟，对方不给解释，只让村民们统一口径，要求发电厂出资整体移民。

从村干部那里拿不回钱，甘雨沟人重新把矛头对准陡河发电站。

索赔

造访发电厂的村民越来越多，情况最严重的2007年，平均两三天就有一次，少则几十人，多则三四百人

成群结队地造访陡河发电厂，甘雨沟人不是最早的。负责电厂保卫工作的武警干部林永奎说，2004年就有了，人数和频率越来越多，情况最严重的2007年，平均两三天就有一次，全年共有100多回，少则几十人，多则三四百人。

那些日子，典型的中国农民式维权在陡河发电厂不断重演。张树民说，刚开始去，大家愿意坐到电厂会议室，等待，辩理。几次过后，电厂仍不松口，村民们便聚集到厂区大门前，堵在那里不让电厂职工上下班，最长的一次，堵了三天三夜。有的村民甚至带上炉灶，在电厂门前生火做饭。

拿过补偿款的李家峪、宋家峪、韩家哨等村村民，带着类似的诉求，采用类似的方式，也一次又一次地找到陡河发电厂。

每个村都是全民参与，有过让人记忆深刻的举动。

2006年10月份，韩家哨20来名村民站在陡河发电厂，要求解决渗水问题。“毫不夸张地讲，挖个半米深的坑能舀水出来。”该村前任村主任韩泽廷说，当时陡河发电厂没有明确表态，既不担责，也不推脱，20多个村民于是带着炉灶铺盖在电厂安营扎寨，白天堵住厂门口，晚上睡在会议室。大家一连坚守12天，仍无结果。到第13天，韩家哨三四百村民浩浩荡荡涌到电厂，惊得市里的县里的领导都赶过来。当天晚上11点多，政府有关人员和电厂负责人一起前往韩家哨察看渗水情况。

2007年11月份，李家峪村主任侯庆利领着一群村民试图进入厂区，因为被值班武警拦住，侯等人大怒而动手。武警干部林永奎说，值班武警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其中一个手骨受伤。

强闯厂区，并非一两个村的事。韩家哨村民周恩说，有时候一连去几次，电厂接待人员都说领导不在，改日再来，“我们不相信，自然就想进里面看看领导到底在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