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梅的爷爷叫柏辉章，抗战期间是国民党师长，现在的遵义会议旧址就是她家以前的老宅。这些年她一直在设法了解爷爷抗战的经历。

　　小时候，爷爷的名字在柏梅家是个敏感词，父母只说过“你爷爷是个好人”，其他只字不提。但柏梅隐隐约约听说爷爷是国民党军阀。

　　改革开放后，柏梅才知道，自己的爷爷可能应该是抗日英雄。

　　“最重要的是给爷爷正名——要让我们家的子孙后代都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让他们世世代代记住他抗日的这段历史，这就足够了。”

　　“实话告诉你，当年，国民党是打过日本鬼子的。”一位曾经的国民党老兵望望四周，确定周围没人，在康振贤耳边小声说了这句话。

　　这是发生在1980年代初期贵州独山的场景，独山被称作贵州的南大门，也是西南的交通要道。那时候康振贤二十出头，在当地织绣厂搞设计，他喜欢和一帮老头子在一起聊天。这些老头子全都是当年的国民党老兵，1949年留在大陆，此后历经磨难。直到改革开放了，他们才开始敢谨小慎微地和周围的年轻人悄声“炫耀”一下自己当年在战场上的故事，而那个年纪的康振贤很喜欢听打仗的故事。于是，他和这群老兵成了忘年交。

　　如今，这群老兵几乎都已不在人世。而康振贤十五年前搬到了广东中山，做广告生意，业余时间开始研究国民党老兵抗战的历史。

　　今年中秋节前，康振贤回了趟独山老家，和他同行的人叫柏梅，柏梅的爷爷柏辉章是抗战期间国民党102师的师长，这个师在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南昌保卫战、长沙会战中战况惨烈，伤亡惨重，同属102师的柏辉章的胞弟在运送弹药赴前线时阵亡开封，团长陈蕴瑜战死战场。

　　2010年，康振贤写了一篇关于柏辉章之死的文章，贴到了自己的博客上。而此时，柏梅正在想尽办法搜集当年爷爷抗战的资料，她偶然搜到了康振贤的博客，留了言，两人取得了联系，发现竟然是十几年前的邻居，曾住在一条街上，柏梅的家在这头，康振贤的家在另一头。

　　于是，他们相约中秋节前回一趟贵州，他们找到了柏辉章102师参谋长杜肇华的外孙女，一起去了遵义和独山，探访柏梅的一些亲戚，这些亲戚可能掌握更多爷爷当年抗战的资料。

　　改革开放后，柏梅才知道，自己的爷爷可能应该是抗日英雄。

　　“最重要的是给爷爷正名——要让我们家的子孙后代都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让他们世世代代记住他抗日的这段历史，这就足够了。”

　　应该算是英雄吧

　　今年54岁的柏梅在广州生活，退休后她一直致力于寻找爷爷的历史踪迹。柏梅说她很后悔怎么不早些做这件事，她出生时，爷爷不在人世已经四年。到了懂事的年纪，隐隐约约听说爷爷是国民党军阀、地主，1949年留在大陆，1952年“镇反”时被枪毙了。

　　小时候，“爷爷”这两个字是柏梅家敏感词。父母很少提及，偶尔说起，只是说“你爷爷是好人”。直到改革开放后，柏梅才逐渐清楚，自己的爷爷曾经担任国民党军队的师长。

　　她对爷爷充满好奇，但可惜渠道并不多。曾被打成右派的父亲身体一直不大好，1995年就去世了。1980年代她的父亲曾和弟弟聊起过爷爷的故事，有时候，爷俩从早聊到晚。

　　后来，弟弟会把父亲讲的一些内容转述给柏梅，但也都是碎片式的，接不到一起。

　　但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柏梅愈发觉得应该做点什么。她想让更多人知道，自己的爷爷是抗日英雄，不是大军阀，而且在解放时曾带部队起义。于是，她开始搜集资料及实地寻访。

　　1972年，我15岁，参加工作到了药材公司。那时是“文革”后期，在单位、街上，我说话都小心翼翼。一次我偶然听别人说起爷爷曾经打过红军（注：娄山关战役另一方即为黔军柏辉章部，在黔北阻击红军，后蒋介石将其改编为国民党第102师），心里很难受，想他后来怎么会被处决，但一直没问父母——怕伤害他们。姐姐和哥哥那时在农场当知青。有一次奶奶跟姐姐说，曾经跟我爷爷去过北京玩，刚说到这里就被我父亲制止了——父母对我爷爷的事情讳莫如深。

　　1981年国庆，叶剑英发表了 “叶九条”，是对台政策的较大转变。现在的遵义会议遗址就是我们家的旧宅；爷爷在赣南师管区任司令时，蒋经国任副司令，爷爷有些旧部去了台湾，应有些影响力……父亲就以国民党将士子女的身份写了一封信，为统一提了一些建议。

　　信寄出后，叶剑英批示柏辉章的事要慎重处理。独山只有这么大的地方，大家都在说我爷爷要平反了。但后来，听说批示到贵州省委，省委转到遵义地委，遵义地委又转到地区法院，法院维持原判。政法委一个离休干部说，平反牵涉到家产，遵义会址肯定不可能还你们的，那就得补偿，会带来一系列后遗症，就撂下来了。

　　那时父亲模糊地告诉过我，何应钦曾在解放前请爷爷去香港，但他没去：一是不可能全家人一起走；二是他乡土观念很浓，说留下来，才可以在解放时把遵义城完整地交出去。

　　1983年，我到遵义看我二姑婆（爷爷的妹妹），二姑婆说当年爷爷被处决后，家里人不敢去收尸。到了晚上，专门收尸的人把爷爷的尸体就地埋了。一个星期以后家里人才大着胆子把尸体挖出来，洗干净，带去了换的衣服，但又不敢换，二姑婆买了白布裹着，装上个小木匣重新埋了。后来我们去找他在凤凰山的埋葬地点，没有找到。

　　那时家里的亲戚都在埋怨我五爷爷柏民章，说是他害了我爷爷。听说在法庭上对质是否“通匪”时，是他指认爷爷的，听说爷爷当时都流泪了。但五爷爷特赦出来后我们才了解到，他是被强迫盖的手印，东西是事先写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