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5月至1981年底，中科院又进行了第三次考察，但仍没有突破。

　　新京报：与官方组织的科考和不计其数的民间科考相比，这次的科考有什么不同？

　　王善才：此前的科考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有个特点，就是“剿匪”式，漫山遍野搜索，方法不对头。

　　我记得1977年的那次科考，一位军方领导带队，越野车轰隆隆地开到山下，什么动物都吓跑了，哪里找得到。

　　我们这次科考计划以蹲点观察为主要方式，找到野人出没较多地区的洞穴，在周围躲起来观察。此外，我们希望引入先进科技来帮助科考。

　　新京报：哪些先进科技？

　　王善才：我们想在山林中安装摄像、窃听装置，捕获“野人”踪迹。但主要问题是电池无法提供长时间的供电，我们也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野人”长什么样子？

　　“大型、可直立行走”

　　新京报：在你看来，“野人”到底是种什么动物？

　　王善才：我们常说的“野人”都是打引号的，这意味着“野人”不是一个正式的名字，是一个大家的俗称。将来找到后，会给它一个正式的命名。

　　从目前发现的资料可以推断出，“野人”是大型、可直立行走的灵长类动物。直立行走这点，使他区别于目前的四种类人猿（长臂猿、猩猩、黑猩猩、大猩猩），它比四种类人猿要高级，比人要低级或接近于人。

　　新京报：但神农架“野人”从发现之日起，就有许多学者质疑其是否存在。知名动物学家唐兆子也曾参加过1977年的“野人”科考，他在科考期间就认为不可能有野人。

　　他提出的质疑是：人的进化是有条件的，猿从山林来到平地上，才能解放双手直立行走，而神农架崇山峻岭、森林密布，猿类无法解放双手。

　　王善才：唐兆子是鸟类专家，他对古人类学不了解，平地生活并非猿进化到人的必须条件。他的说法是不对的。

　　新京报：2007年包括你在内的46位专家曾联名上书，呼吁重启神农架野人科考，被国家林业局和湖北省林业厅否定了。当时一些专家认为，至今为止的寻找都没发现“野人”，基本可以断定不会存在这种动物。

　　王善才：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比较多，有一位省里领导对我说，现在科技这么发达，美国的卫星拍摄可以把山川河流都拍得很清楚，如果有野人，人家早发现了。

　　我就说，美国科技发达不假，但不至于啥都能找到，不然这么多年能抓不到本·拉登？“野人”藏在山洞里，你不到洞口守着，怎么找得到？

　　新京报：武汉大学动物学教授胡鸿兴曾表示，30多年都未抓获一个“野人”活体，甚至连尸体和骨骼都没有发现。

　　王善才：科学的真伪需要时间的证明。非洲大猩猩的确认经历是234年，非洲黑猩猩则经过222年才被确认。

　　现代科技发达了，或许不需要那么久才能确认“野人”的存在，但一定的时间还是需要的。

　　新京报：你有什么重要的证据能支撑“野人”存在的说法呢？

　　王善才：一是毛发鉴定，我们选取了各次科考发现的“野人”毛发，送医学机构分析鉴定，得出一致结论：该物种比现在的四种大猿要高级，更接近于现代人。

　　二是找到了60年前被“野人”掠走的一对兄妹，他们此前一直保持沉默，后来我找到他们，他们讲述了被巨型直立行走的猿类掠到山东几天几夜的经历。

　　发现“野人”将如何？

　　“当地政府在打旅游牌”

　　新京报：如果“野人”被发现，那意味着什么？

　　王善才：一旦发现“野人”，对人类进化领域的研究将是巨大突破。它比四种类人猿要高级，都更接近人类，但很不幸仍未发展成人类。它是人类进化过程中走入枝杈的一支，是北京人的亲戚。

　　有一种理论认为，“野人”可能是“巨猿”的后裔。中国存在过巨猿，从遗骨化石的分布来看，离神农架不远。后来巨猿灭亡了，如果神农架“野人”是巨猿逃入山中幸存的一支，也是重大的发现啊。

　　退一步讲，中国只有长臂猿这种类人猿，不存在猩猩、大猩猩。即使发现的不是新物种“野人”，而是猩猩这种类人猿，对于科研也是爆炸性的发现。

　　新京报：我们注意到“神农架野人考察研究会”副会长罗宝生是神农架林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神农架当地政府对于寻找“野人”非常重视，是否基于当地旅游经济发展的考虑？

　　王善才：坦诚地说，当地政府的确在打“野人”旅游的牌，他们乐于宣传“野人”，乐于看到有人来做这方面的科研。打造“尼斯湖水怪”这样的品牌，对当地是有利的，我认为没什么不好。但是，他们还是更看重旅游宣传，而对学术研究不太愿意提供资金资助。

　　一旦“野人”被找到，不仅是学术和经济意义，还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新京报：什么政治意义？

　　王善才：目前许多国家都很关注“野人”，一些国家科考队也在寻找“野人”，如果我们率先找到了“野人”，将是扬我国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