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锡锌(特约评论员):我觉得暴涨首先是有一些就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数据,也有是客观上的。比如今年的4到5月份,根据现在披露的一些数据,房租同比上涨了20%,有些地段甚至是50%,所以客观上,它肯定会给别人这样一个印象。
另外一方面,从承受力角度来说,你像我们现在平均的大学毕业生工资不到两千五,可是房租平均达到快到两千八,两千九,甚至三千了,这种情况下,他这种感觉,压力感就非常明显了。所以暴涨,有主观的,有客观的。但都指向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这种暴涨,在涨的过程中,涨得太疯了,太快了,是非理性。
主持人: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样一个暴涨媒体的用词呢?是因为前一段时间的确有绿豆这个暴涨的先例,媒体是什么?它是一个社会的守望者,媒体的功能就是在公众有了这种情绪的时候,把它捕捉到,把它汇总到,然后再分析。这个时候我们往往看到都是媒体在分析,专家在分析,房间在分析,到底我们应该听到哪些权威的声音,对于遏制这种趋势有没有作用?
王锡锌:对,我觉得媒体不仅仅是一个公共关注的守望者,它还是一种公共的,或者名义的一种传递者,一种表达者,所以这里媒体的关注也好,一些专家的关注也好,我认为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说,我们现在问涨,为什么涨,涨到何时?这里一个个的问号,一连串的问号,谁能够把这个问号拉直了,变成感叹号。
主持人:我看到很多问号,打上句号的。比如说有人就分析,当然不是来自于权威部门的分析,比如说就是因为买房的人少了,自然租房的人就多了。另外一个,暑期到来了,大学生,包括释放出来的要求,市场的需求也就多了,您怎么看待这些解答?
王锡锌:我觉得大概就像许多专家媒体的分析一样,一种就像所谓的政策影响所导致的结果,比如说您刚刚说到,因为我们前一段时间有了房地产的新政,新政这时候使得购房者有一种观望,这个时候可能他们去转向,我现在既然不买,我暂时去租。这种分析我觉得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有道理,但实际上很难经得起推敲。
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现在决定不买了,来租,好像增加了新的需求,但我们要问的是,它原来住在哪里?难道它原来住在马路上吗?换句话说,打这种新政,并没有带来一种总的住房的需求,所以这里这个问号,我觉得并没有被拉直,并没有划上句号。
主持人:当市场上,当我们看到这些解答的时候,会对公众的心理有一种什么样的引导?
王锡锌:我觉得公众面对那么多的问号,他的确需要感叹号或者需要句号,有一个清楚的答案,但是现在各种各样的解说都来了,但唯独缺一种经过了真正调查之后的权威的,由市场的监管者发布的信息和声音,比如说到底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房地产新政带来的这种负面的影响,或者说到底是不是因为客观上有一些新的需求增加,导致了这种租金的上涨,这里面,我觉得实际上是很重要的一点。首先要有一个权威的监管部门来做数据的分析。
主持人:来不来得及?
王锡锌:不论来不来得及,我觉得这种分析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看到,数据的分析主要的出处还是房地产,还是中介来提供,但是要注意一点,房地产中介它本身是这个利益链条中的一环,如果由它来发布信息,然后我们都来相信这个信息的话,那它的可信度,我们现在不敢说可信度没有,但是至少说这个可信度本身它是要由监管部门来进行一种追问的,来印证的。所以我觉得各种各样的声音来关注,来讨论,各种各样的平台来关注,这都很正常。但是如果市场的监管部门在这个时候失语了,不去关注,这可能就不正常,因为在它背后到底有没有幕后的推手,这至少需要一个答案。
主持人:况且您刚才说了一个观点,就是说现在主要是数据是房地产咨询公司在自说自话,而恰恰他们是被怀疑的一个集中的焦点,甚至有人说,就是你们的存在,比如刚才我们的短片,在某种程度上就证明,正是你们的存在才推高了房租的上涨,这个时候,应当由谁站出来说话?
王锡锌:我觉得政府负有一个很重要的职能,就是市场监管。不是说你什么时候出来了,你都要去干预市场,但是一旦这个市场,比如说租金,本来应该平缓地上涨,我们过去一直都看到。所以我们看到在过去尽管有租金平缓地上涨,我们并没有去关注,公众也没有强烈地感觉到,不肯接受,或者说有很大疑问的地步,但是今天这个问题不一样,因为短期内有这么大的涨幅,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市场的关系被扭曲了,是不是有某些所谓人为的因素在操纵,我想,这里的监管肯定是必要的,况且我们有些调查,比如说已经提供了一些线索。那么记者调查里面,我觉得至少有两个问题可以证明,至少在个案中,这种情形应该说是存在的,比如说房地产中介去抢房源,抢到房源以后,囤积了更多的房源,那么它可以待价而沽,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房地产中介,它本来是只能拿佣金的,可是现在我们记者调查里面,它其实存在转租的行为,转租的行为其实已经是违法违规的,所以这里的情形能不能从这样一些细节入手,去摸清背后的链条,我觉得是现在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去做的。
主持人:就是说在众多纷纭的情况下,如果权威的部门这个时候能够发声的话,会对整个的局势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影响?
王锡锌:我觉得会产生一个非常好的平衡作用,如果我们市场的监管部门说了,我现在要开始调查,我去获取权威的信息,我去做一个统计,我要去发布结论,那么这时候各说各话的情形,大家就得收敛了。比如说我想要操纵的,这时候我知道,政府可能要介入了,介入调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