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假如你写的不是负面新闻？

花玉喜

    央视记者李敏受贿案8月4日在太原杏花岭区法院审理。李敏因收受犯罪嫌疑人弟弟3.7万元人民币贿赂，干扰侦查活动，被法庭判处刑三缓四（2009年8月5日《齐鲁晚报》）。李敏是否和犯罪嫌疑人弟弟谈对象？采访者变被审讯对象，当事方检察院、法院不避“瓜田李下”之嫌，人们有理由怀疑司法的公正！

    2008年1月1日法制日报社《法人》杂志刊发记者朱文娜采写的《辽宁西丰：一场官商较量》；报道西丰县商人赵俊萍遭遇拆迁评估不公引发的“短信诽谤”案。西丰公安局警察以“诽谤罪”到北京拘传朱文娜（2008年1月7日《中国青年报》）。进京抓记者，意在震慑天下媒体。因言获罪，随意制造冤狱，被霸道的“最牛”县委书记发挥到了极致！

    8月4日9时，河北石家庄市长安区西兆通镇南石家庄村一座二层楼房在雨中倒塌，17人遇难，另有3人在医院抢救。多名媒体记者在事故现场采访遭到一批不明身份人员恶意阻拦；他们暴力驱打记者；多名记者受受伤；摄像机、照相机被抢被砸（新华网8月4日）。试问，此时维护现场秩序警察在干什么？既然相关专家说楼房因雷击倒塌，那他们还要掩盖什么？

    2007年1月9日，中国贸易报驻山西记者站试用记者兰成长，在大同浑源县一无证开采黑煤矿采访时，被黑矿主“侯四”等残酷殴打致死，同事常汉文被打断了腿，挖煤用的镐头柄被打断好几根。尽管《中国贸易报》颁发给兰的“新闻工作证”注明，兰是“中国贸易报驻山西记者站专题部主任”，事发当天为兰开具“采访介绍信”，山西大同有关方面依然认定兰成长是“假记者”，事发属个人行为。当地警方称兰对煤矿“预谋勒索”（2007年1月17日中国青年报）。因他们是“假记者”，黑矿主行为是净化新闻队伍。这不得不说是新闻界的悲剧；人们有理由怀疑黑煤矿和地方政府之间某种默契。

    2004年5月15日晚，亳州市兴邦公司老板吴尚礼驾车将行人王进秋撞伤致死；并有向公安机关领导行贿嫌疑。《安徽经济报》亳州记者站长李远红写出质疑文章并寄相关媒体、部门；吴尚礼答应汇款16万元支持宣传工作费用（2004年11月24日新周报）。不知是因李远红所写报道损伤地方政府形象；还是为包庇吴尚礼这个“富矿”；亳州市委未审先定调：李远红因“记者敲诈案”沦为“阶下囚”。由于政府官员、新闻媒体、专家学者联手编造出“兴邦模式”，最终养痈遗患，致使兴邦非法集资“惊天骗局”泛滥全国!

    近年来，利用公权力打击言论自由现象延伸到传媒群体；传播真相的声音常被卡住喉咙；记者遭遇殴打、迫害事件不断发生。假如他们不是写负面新闻；也许这一切都不存在；这暴露我们社会揭示真相的困境；显示一些官员丧失最基本素质；丧失做人底线。以事实说话是媒体的神圣权利与责任，可相当地方对媒体监督动用司法权力干扰、报复；更可悲的是宪法和法律沦为腐败官员的鹰犬、家丁；公民基本权利被随意践踏。公权力被滥用的危害远比我们想象可怕；这是在为执政党的形象和政府公信力抹黑；藐视公众的背后必然是可怕的罪恶。

    问题面前，我们不排除记者自身职业道德失守；媒体本身存在逐利动机；以新闻资源进行权力寻租；暴露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体管理制度缺陷；暴露游走在体制边缘的现行新闻体制软肋。据相关资料显示，在中国近80万新闻从业人员中，拥有记者证18万余人。行业内自律规则始终无法完全建立；多少地方记者站报社不付给一分钱；相反每年要上交几十万给报社。新闻出版总署虽曾开展专项清理整顿，但像今天所有政策法规一样，无法贯彻到底。兰成长、李远红的人生悲剧正是这种运作的直接结果。假如我们的媒体再被腐败官场震慑、同化；不知谁还能为人民发出正义的呼声？

    郑州城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质问记者：“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这显示我们官员的思维理念依然停留在堵塞民意的历史一页。为了被伤害的情感和信任；为了对媒体充满希冀的社会底层民众；愿意一切拒绝舆论监督行为，都能迅速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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