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年里同一单位四任厅长“前腐后继”，令交通厅长的“高风险”特征再次凸现。官员贪腐，并非无成本的生意。按理说，每一次前任厅长的落马，对于后任都是一次风险成本展示，都足以警示后任者贪腐成本之高。为什么在此情况下，每一个新任厅长仍然愿意选择高成本的利益追求行为？这不得不令人深思。
作为基础设施建设的主导部门，交通部门在道路交通规划、设计、配套设施等方面握有庞大的行政授权，行政资源的垄断性决定了交通部门权力的广泛性：既会成为希望地方经济发展的下级政府的青睐对象，也会成为不法寻租者的追求目标。由此，交通厅长们容易受到两方面的利益夹攻：有来自下级政府部门的公共利益请求，也有来自个人的利益请求。而在很多时候，公私利益的界限极为模糊。这对于掌权者来说，是一道天然“防火墙”：贪腐寻租行为，可以假公共利益之名而行。这应该是每一任厅长心存侥幸的原因之一。
此外，现有行政体系一枝笔权限过大，决策环境足以让“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屡被验证。
此前，河南三任落马厅长均有各自的“廉政名言”。有以党性保证廉政的，有宣示“让廉政在全省高速公路上延伸”，有将廉政细化成“不义之财分文不取，人情工程一件不干”原则的。事实已经证明这些宣言苍白无力。然而，谁能说落马厅长们在做廉政宣言时一定是作秀？
公众已经看过许多想做一个好官而最终沉沦的例证。当权力大到制度轻易干预不得时，权力成为寻租的玩物几乎是一种必然。从这个角度说，贪腐并非只是人性的产物，也是环境的产物。因此，仅仅让公众看到官员受到法律制裁是不够的，还应让公众看到：行政体系有能力划出红线，令官员不敢逾越。
一个相对成熟的社会，不仅要让公众相信法律，还要让公众相信行政的公共性是可靠的。交通厅长“前腐后继”会令公众疑问：为何惩戒所展示的刑威不能令后来者止步于法律框架之内？为何官员约束机制的前置防范作用如此孱弱？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回答，则每一起类似的腐败案件，对于政府公信力都会造成一次伤害，对于社会都是形成一次额外的信心付出。
交通厅长们“前腐后继”的勇气，折射出的是官场道德底线的下沉，折射出的是行政体系亟须加速改革。让官员固守应有底线，一方面需要完善现有决策机制。行政审批权的发放必须从过于集中向分散集中转变，从内部定夺向社会透明转变。另一方面，需要完善现有监管机制。事实反复证明，仅靠内部监管不足以令“前腐后继”现象消亡，还必须引入外部监管。□徐立凡（媒体人） 原题：行政透明，可治交通厅长“前腐后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