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它只是一份籍贯记录；1958年，它成了居住限定；1963年，它意味着不同的分配标准；上世纪80年代，它曾经一度无人重视；到了90年代，却又成为了人人争抢的“指标”。

　　十几年后，它仍是指标，并越来越少。

　　英国法学家梅因曾留下一句为人津津乐道的论断：“所有进步的社会运动，都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

　　“身份”，从人一出生开始，影响并左右你以及你的下一代。

　　在“契约社会”，人们推崇的是竞争，不讲身份，人人平等，通过自由订约去设定自己的权利义务，去谋求自己的发展，去主宰自己的命运和前途。

　　而中国的户籍体制改革进程，正是这样一条从身份到契约，从“控制”到“解索”的社会转型。

　　但在中国的文化与政治之都，尽管一些在计划经济时代附体于户口的职业、教育、居住限定已剥离殆尽，但新的“特权”——购车、购房的“内外有别”的限定却又逆势而来。

　　于是，户口依然象征着身份，为了得到这个能够参与平等竞争的身份，必须先要在政府设计的进京与留京“指标”制度下，展开一场为了平等的竞争。

　　可是，指标也在逐步收紧。当平等的市场关上闸门，无序的黑市便展开了双臂，而为人所依赖的“全能”的政府，在这个角落却突然失灵。

　　进京，留京，本应简单，却已玄妙。

　　5月17日，消息传出，“2011年北京市给予非京生源毕业生进京指标名额为6000个，比去年大幅下降1/3以上。”

　　“北京户口作为一道闸门，它已经不能阻挡外来人口的涌入，它所阻挡的是外来人口得到相应福利待遇的权利。”一位人力和社会保障工作者的归纳，让小西长叹了一口气。

　　对于她来说，缠绕在心中的“留京情结”就像一颗无法拔除的龋齿，在每一个敏感的时刻都隐隐作痛。

　　小西，新疆塔城市沙湾县人，2002年考进北京某全国重点大学，学习汉语言文学专业。2006年本科毕业后，“当时因为拿不到留京指标，解决不了户口，我在工作两年后又选择了考研，谁知现在又紧缩进京指标。

　　“在北京落户怎么就那么难？”小西深吸一口气。近十年来，一纸“北京户口”改变了她的生活，她的命运，成为超越一切的人生第一大事……

　　逐渐放宽的“留京指标”

　　从“一道手续”变成“指标”，再回归到“手续”，只经过了10年的时间

　　“留京指标”始于上世纪50年代，我国开始将户口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并严格限制人口自由流动。严格管制下，高考成为了“农转非”和“合法进城”的重要途径，为此，北京市政府专门设立了为非京籍生源的北京大学生解决户口问题的“留京指标”。

　　“当时的大学生被视作天之骄子，供不应求，在当时毕业后统一分配工作的政策下，北京的大学生在就业的同时就把户口解决了，‘留京指标’只是一道手续。”北京市教委的一位退休干部回忆说。

　　可是，随着改革开放后工商业的飞速发展与户籍制度的逐步开放，到了1999年，北京的常住人口已达1099.8万，大大突破了1993年颁布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年)》中“到2010年市区常住城市人口控制在650万人以内”的计划。

　　同时，北京第一次出现了大学生就业分配时供给大于需求的现象，而且愈演愈烈，导致很多大学生毕业分配不到工作。

　　就在当年，北京市教委出台了高校毕业生就业分配的新政策——“取消毕业生就业行业和所有制的限制”，“打破毕业生就业的地区限制”，同时，对在京院校外地生源毕业生留京实行了“指标控制、择优留京”的办法。

　　至此，“留京指标”终于成为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指标”。

　　而此时的小西，刚刚升入高中，在父母的教导下，还坚定地怀着成为“北京人”的梦想，俨然不知千里之外的惊人变化。

　　据介绍，当时，留京指标是由北京市教委制定并下发到各个学校的“限量指标”，数额大概是各校非京籍生源人数的10%～25%，而且每年都会有数量波动，主要针对本科及大中专应届毕业生。“硕士和博士是‘不限量’的，都可以获得留京指标。”

　　在当时，“留京指标”成为落户北京的第一道关卡，随后，再拿到由用人单位提供的“进京指标”。只有“双指标挂钩”才能获得北京户口。

　　但是，“第一道关卡”从设立之初就引发了很多争议。“因为指标很少，所以各学校为分配资源都制定了不同的规则，普遍都是按学习成绩排名。”北京市教委一位工作人员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说。

　　学生们对于这种“以成绩论英雄”的规则自然不满。“当时就有很多人质疑‘规则’的公正性，甚至有人提出，与其在名牌学校做‘凤尾’拿不到指标，还不如去普通院校做‘鸡头’，赚个便宜。”上述人士说道。

　　2002年，小西终于凭借优异的成绩成为“北京的大学生”，而那一年，恰好是对“留京指标”争议最多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