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 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 返回首页
当前位置: 主页>文化>列表

王蒙:我们需要有人信的文化专家

王蒙(速写) 罗雪村作

  随着文化越来越“泛漫”,文化的消费性和娱乐性在增加,手段也比以前广泛得多

  编辑:上世纪90年代,文化界有过一次“人文精神大讨论”,有人认为市场经济是造成人文精神衰落的根源,您写文章反对这种观点,认为这是一种 “有了苹果就失了精神”的思维定式。现在的情况是,文化产业已经成为我们文化发展的重要形态,您如何看待当下的文化现状?是否“有了苹果,丢了精神”?

  王蒙:我们国家整个文化生活的格局,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在之前强调阶级斗争的时期,我们整个文化生活,尤其是文艺的生产和普及,都带有非常强烈的战斗性,振聋发聩的、高调的东西不少。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面对的主要已经不是敌我谁战胜谁的问题,而更多的是现代化建设、丰富和提高大家文化生活的问题,即 “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这种文化需要一下子就变得非常宽泛,甚至可以说“泛漫”。你到剧场里看一场很隆重的演出,这当然是文化;你上工人体育馆里面听歌星唱歌,有时候歌星唱什么都没明白,就跟着喊叫、跺脚,这也算文化;你上班的时候,骑着自行车,自己耳朵上挂一个耳机,听最流行的《忐忑》,也是文化。所以,随着文化越来越“泛漫”,它的消费性和娱乐性在增加。

  同时,它的手段也比过去广泛得多了。我们年轻时对进一次剧场看歌舞表演或者话剧都非常重视。如果这个票是被赠予的,你会觉得很荣幸,甚至还有几分特权的感觉。如果这个票是自己花钱买的,那么你更会很认真地去看。但是,现在不见得。你可以到剧场或者到影院看,也可以在电视机、电脑上看,高清画面效果也并不差。网络的手段不但能使你消费、欣赏,而且还能使你参与进去。

  文化的无处不在,导致文化形态多种多样,不像过去那样都是引领性的、严肃认真的。出现了一些不触犯基本的法律法规,境界并不十分高、未必有多少现实意义的作品,就是供大家一笑或者消遣一下空余的时间。我吃完晚饭,也会看一些肥皂剧,轻松一下。现在有一些人以回忆过去为乐,把当下的文化生活贬得特别得糟糕,认为现在的文化都堕落了。我看不是那么回事。

 现在全社会都在呼唤公信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需要一批真正的专家,他们说的话大家都信,文化就强大了

  编辑:同意您的基本判断,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资本的趋利本性,再加上“非恶不足以吸引观众”的偏见,一些文化产业人热衷“打擦边球”;而文化管理和行政手段是因应式的,也就是只能确保不触犯底线。比如前一段时间流行的“宫斗戏”,其中对通过残忍手段达到“上位”目的的宫廷斗争没有任何反省,甚至连“劝百讽一”的功夫都不做。同样是宫廷戏,前几年流行的电视剧《大长今》,呈现的是人性的美、文化的美。如果文化生产者能自觉地在大众文化中寄寓真善美的价值该多好。

  王蒙:你说得很对,国家的法律和行政手段,只能管底线,无法主动地规范作品都有很高的境界,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都能给人以提升。而人们的文化消费需求又决定了文化企业、文化市场往往更加注重数量。比如说书要看印数,电影看票房,网络看点击率等。我们有文化管理调控的一块,也有群众不断增长的自然需求。可是,咱们缺一手,是什么呢?就是真正的文化精英在文化产业、事业,文化的生产消费当中所起的一种平衡、引导和遏制的作用。

  譬如说美国,它有《纽约时报》的书评、剧评、影评和乐评。这些评论很管事,很多人还挺在乎这评论。美国有一个剧作家叫阿瑟·米勒,在中国上演过的《推销员之死》就是他写的剧本。我1982年去他家的时候,当时他的一个新的话剧在纽约上演,我给他祝贺,他忧心忡忡地说,先别祝贺,到现在为止《纽约时报》对这戏没表态。后来还真是,包括《纽约时报》普遍认为这个戏不成功。虽然他是一个很著名的剧作家,但是过去的成功不能保证每一部剧都成功。再一个就是美国的普利策奖,它并不紧跟着销路走,那些最畅销的书,像斯蒂芬·金的恐怖小说就没有得过这种奖。普利策奖奖金也不高,但是它有这个公信力。再比如奥斯卡金像奖,它不完全看你的票房。当年的票房奇迹《泰坦尼克号》就没得到最佳影片奖,去年的票房新高《阿凡达》也没获最佳影片奖。它也还注意在票房和意义之间取得一个平衡。

  欧洲也好、美国也好、日本也好,他们都有一种力量。有一种什么力量呢?就是平衡这个市场。他们不反对市场,也不咒骂市场,因为用不着咒骂。就像帕瓦罗蒂,他从来不咒骂流行歌星,他和通俗歌手一起唱歌。通俗歌手唱歌的时候,台下的掌声比给帕瓦罗蒂的还多。

  不咒骂,但是有我自己的观点、自己的尺度。不能光大骂,骂完以后,又没有一个能够平衡它的明确而具体的文化导向,或者你并没有平衡文化的实力。光有行政管理是不够的,我认为实际上需要三种力量,一种是市场的力量;一种是法律和法规,管底线;还有,现在最缺的就是一个有公信力的、真正既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求也符合文学、艺术规律的文化力量。

  编辑:文化的诚信,为大多有识之士认同。对资本的制衡,需要有公信力的评奖,也需要有公信力的各领域专家。

  王蒙:时常听到这样的故事,说一个中国古代的文化名人,河南说他出生在河南,安徽说他出生在安徽,湖北说他出生在湖北。这种情况下,各地请专家来论证,这些专家说的话很可能一点准头都没有。为什么呢?一个县委书记出手就“摆平”了:请专家吃饭,又请专家带着家属住星级宾馆,临走的时候还送一大堆土特产,弄不好还有一个红包。这个专家马上就认定是这儿了。怎么可能不是这儿呢?这种“瘪三”样的专家,在全世界恐怕都是没有的。世界上那些真正的专家都有股子牛劲。别的事你说什么都可以,但是一说到专业领域,你绝对没我知道的多,你要胡说八道我绝对不承认。什么时候中国能够有这么一批真正的专家,说的话群众信,领导也信,文化就强大了。

  大众文化的发展和提升,需要一种精神上引导和平衡的力量,内容包括继承和发扬革命文化传统,包括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里面优秀的部分,甚至也包括了外国优秀文化

  编辑:在我们的大众文化生产和国际文化传播过程中,迫切需要有公信力的专家来甄别和总结:我们文化传统中哪些需要今天的中国人继承发扬,外国文化中哪些东西值得我们学习。这些问题如果没有基本共识,文化就会涣散失神,大众文化和国际传播中就会出现人文精神缺失的问题。

  王蒙: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咱们的文化生活中出现了一种“价值失语”的状态。举一个例子,前几年,有个地方突然弄了一批小学生穿上所谓的汉服,我看着像大清国的服装,在那儿念《三字经》和《弟子规》。五四运动90多年了,新中国成立60多年了,最后回到清朝去了,这太恶心了。《三字经》里面有一些好的东西,讲要学习,要孝敬父母,这都是对的。但是,它第一不承认儿童游戏的权利,“戏无益”就是游戏一点好处没有,这违背儿童的天性,是完全错误的;第二,它没有任何维权的意识,只有孩子服从父母。《弟子规》也有问题,比如主张父母打骂了孩子,孩子也应该好好接受。这是不对的,父母当然不能随便打骂孩子。

  《二十四孝》里面“卧冰求鲤”、“郭巨埋儿”等典故,鲁迅曾经深刻地批评过。“五四”时期不论左派、右派,都否定那些东西,可是现在反倒成了大“香饽饽”了,这种现象也不太正常吧。

  弘扬传统文化我是非常赞成的。中国人如果完全离开中国的传统文化、或者想在中国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却只知大骂传统文化,这等于“自绝于人民”,但对传统应当有所取舍,有所引导,有个说法。

  同时,我们也要有宽阔的胸怀包容各种有益的文化。有的专家为了表示自己伟大,就痛骂、痛斥那些流行文化。其实用不着痛斥,文化有不同的层次。有的就是听着玩的,就像《忐忑》一样,它也不会给国家造成什么危害。我们今天面临的不是激烈的战争和你死我活的局面,能够使老百姓感到自己的文化需求得到相当程度的满足和尊重,有一种比较健康和谐的人生态度,就是对国家的贡献,也是对个人的满足。

  所以,不要仅仅对大众性的文化产业进行批评、控制或者整顿,更要有一种文化精神上的引导和平衡力量。这个引导和平衡的力量包容性强,内容包括继承和发扬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文化传统,也包括继承和发扬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里面优秀的部分,甚至也包括外国优秀文化。同时这种力量又是态度分明、信息量丰富、有说服力也有影响力、有足够的权威的,它不会只知跟着市场走, 而是引领受众提升自己的境界与文明程度、积累我们的文化成果、攀登我们的精神高峰。它不但分得清敌我,也分得清高端与低下、智慧与愚昧、先进与滞后、创造与伪劣的区别。它们是心中有数、话里有学问、说话管用的。

  把外国优秀文化介绍到中国来,就是为中国人民服务的,也就构成我们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例如我们购买一批欧洲出产的皮鞋,1万双,穿坏了一双就剩下了9999双。而如果我们引进的是制革制鞋的技术与设备,是经营皮鞋的原理与态度,那么我们引进的就是鞋文化,我们就必定会根据中国人的脚型与中国人的制革制鞋传统,发展壮大中国的制鞋业。电影、话剧、交响乐、网络都是外来的手段或形式,只要我们善于使用,它们就不再是舶来品,而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与文化手段不可或缺的部分。这个世界本身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不妨拿来为我所用,满足各种不同的要求。(编辑 董阳)

图文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