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速写） 罗雪村作
随着文化越来越“泛漫”，文化的消费性和娱乐性在增加，手段也比以前广泛得多
编辑：上世纪90年代，文化界有过一次“人文精神大讨论”，有人认为市场经济是造成人文精神衰落的根源，您写文章反对这种观点，认为这是一种 “有了苹果就失了精神”的思维定式。现在的情况是，文化产业已经成为我们文化发展的重要形态，您如何看待当下的文化现状？是否“有了苹果，丢了精神”？
王蒙：我们国家整个文化生活的格局，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在之前强调阶级斗争的时期，我们整个文化生活，尤其是文艺的生产和普及，都带有非常强烈的战斗性，振聋发聩的、高调的东西不少。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面对的主要已经不是敌我谁战胜谁的问题，而更多的是现代化建设、丰富和提高大家文化生活的问题，即 “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这种文化需要一下子就变得非常宽泛，甚至可以说“泛漫”。你到剧场里看一场很隆重的演出，这当然是文化；你上工人体育馆里面听歌星唱歌，有时候歌星唱什么都没明白，就跟着喊叫、跺脚，这也算文化；你上班的时候，骑着自行车，自己耳朵上挂一个耳机，听最流行的《忐忑》，也是文化。所以，随着文化越来越“泛漫”，它的消费性和娱乐性在增加。
同时，它的手段也比过去广泛得多了。我们年轻时对进一次剧场看歌舞表演或者话剧都非常重视。如果这个票是被赠予的，你会觉得很荣幸，甚至还有几分特权的感觉。如果这个票是自己花钱买的，那么你更会很认真地去看。但是，现在不见得。你可以到剧场或者到影院看，也可以在电视机、电脑上看，高清画面效果也并不差。网络的手段不但能使你消费、欣赏，而且还能使你参与进去。
文化的无处不在，导致文化形态多种多样，不像过去那样都是引领性的、严肃认真的。出现了一些不触犯基本的法律法规，境界并不十分高、未必有多少现实意义的作品，就是供大家一笑或者消遣一下空余的时间。我吃完晚饭，也会看一些肥皂剧，轻松一下。现在有一些人以回忆过去为乐，把当下的文化生活贬得特别得糟糕，认为现在的文化都堕落了。我看不是那么回事。
现在全社会都在呼唤公信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需要一批真正的专家，他们说的话大家都信，文化就强大了
编辑：同意您的基本判断，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资本的趋利本性，再加上“非恶不足以吸引观众”的偏见，一些文化产业人热衷“打擦边球”；而文化管理和行政手段是因应式的，也就是只能确保不触犯底线。比如前一段时间流行的“宫斗戏”，其中对通过残忍手段达到“上位”目的的宫廷斗争没有任何反省，甚至连“劝百讽一”的功夫都不做。同样是宫廷戏，前几年流行的电视剧《大长今》，呈现的是人性的美、文化的美。如果文化生产者能自觉地在大众文化中寄寓真善美的价值该多好。
王蒙：你说得很对，国家的法律和行政手段，只能管底线，无法主动地规范作品都有很高的境界，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都能给人以提升。而人们的文化消费需求又决定了文化企业、文化市场往往更加注重数量。比如说书要看印数，电影看票房，网络看点击率等。我们有文化管理调控的一块，也有群众不断增长的自然需求。可是，咱们缺一手，是什么呢？就是真正的文化精英在文化产业、事业，文化的生产消费当中所起的一种平衡、引导和遏制的作用。
譬如说美国，它有《纽约时报》的书评、剧评、影评和乐评。这些评论很管事，很多人还挺在乎这评论。美国有一个剧作家叫阿瑟·米勒，在中国上演过的《推销员之死》就是他写的剧本。我1982年去他家的时候，当时他的一个新的话剧在纽约上演，我给他祝贺，他忧心忡忡地说，先别祝贺，到现在为止《纽约时报》对这戏没表态。后来还真是，包括《纽约时报》普遍认为这个戏不成功。虽然他是一个很著名的剧作家，但是过去的成功不能保证每一部剧都成功。再一个就是美国的普利策奖，它并不紧跟着销路走，那些最畅销的书，像斯蒂芬·金的恐怖小说就没有得过这种奖。普利策奖奖金也不高，但是它有这个公信力。再比如奥斯卡金像奖，它不完全看你的票房。当年的票房奇迹《泰坦尼克号》就没得到最佳影片奖，去年的票房新高《阿凡达》也没获最佳影片奖。它也还注意在票房和意义之间取得一个平衡。
欧洲也好、美国也好、日本也好，他们都有一种力量。有一种什么力量呢？就是平衡这个市场。他们不反对市场，也不咒骂市场，因为用不着咒骂。就像帕瓦罗蒂，他从来不咒骂流行歌星，他和通俗歌手一起唱歌。通俗歌手唱歌的时候，台下的掌声比给帕瓦罗蒂的还多。
不咒骂，但是有我自己的观点、自己的尺度。不能光大骂，骂完以后，又没有一个能够平衡它的明确而具体的文化导向，或者你并没有平衡文化的实力。光有行政管理是不够的，我认为实际上需要三种力量，一种是市场的力量；一种是法律和法规，管底线；还有，现在最缺的就是一个有公信力的、真正既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求也符合文学、艺术规律的文化力量。
编辑：文化的诚信，为大多有识之士认同。对资本的制衡，需要有公信力的评奖，也需要有公信力的各领域专家。
王蒙：时常听到这样的故事，说一个中国古代的文化名人，河南说他出生在河南，安徽说他出生在安徽，湖北说他出生在湖北。这种情况下，各地请专家来论证，这些专家说的话很可能一点准头都没有。为什么呢？一个县委书记出手就“摆平”了：请专家吃饭，又请专家带着家属住星级宾馆，临走的时候还送一大堆土特产，弄不好还有一个红包。这个专家马上就认定是这儿了。怎么可能不是这儿呢？这种“瘪三”样的专家，在全世界恐怕都是没有的。世界上那些真正的专家都有股子牛劲。别的事你说什么都可以，但是一说到专业领域，你绝对没我知道的多，你要胡说八道我绝对不承认。什么时候中国能够有这么一批真正的专家，说的话群众信，领导也信，文化就强大了。
大众文化的发展和提升，需要一种精神上引导和平衡的力量，内容包括继承和发扬革命文化传统，包括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里面优秀的部分，甚至也包括了外国优秀文化
编辑：在我们的大众文化生产和国际文化传播过程中，迫切需要有公信力的专家来甄别和总结：我们文化传统中哪些需要今天的中国人继承发扬，外国文化中哪些东西值得我们学习。这些问题如果没有基本共识，文化就会涣散失神，大众文化和国际传播中就会出现人文精神缺失的问题。
王蒙：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咱们的文化生活中出现了一种“价值失语”的状态。举一个例子，前几年，有个地方突然弄了一批小学生穿上所谓的汉服，我看着像大清国的服装，在那儿念《三字经》和《弟子规》。五四运动90多年了，新中国成立60多年了，最后回到清朝去了，这太恶心了。《三字经》里面有一些好的东西，讲要学习，要孝敬父母，这都是对的。但是，它第一不承认儿童游戏的权利，“戏无益”就是游戏一点好处没有，这违背儿童的天性，是完全错误的；第二，它没有任何维权的意识，只有孩子服从父母。《弟子规》也有问题，比如主张父母打骂了孩子，孩子也应该好好接受。这是不对的，父母当然不能随便打骂孩子。
《二十四孝》里面“卧冰求鲤”、“郭巨埋儿”等典故，鲁迅曾经深刻地批评过。“五四”时期不论左派、右派，都否定那些东西，可是现在反倒成了大“香饽饽”了，这种现象也不太正常吧。
弘扬传统文化我是非常赞成的。中国人如果完全离开中国的传统文化、或者想在中国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却只知大骂传统文化，这等于“自绝于人民”，但对传统应当有所取舍，有所引导，有个说法。
同时，我们也要有宽阔的胸怀包容各种有益的文化。有的专家为了表示自己伟大，就痛骂、痛斥那些流行文化。其实用不着痛斥，文化有不同的层次。有的就是听着玩的，就像《忐忑》一样，它也不会给国家造成什么危害。我们今天面临的不是激烈的战争和你死我活的局面，能够使老百姓感到自己的文化需求得到相当程度的满足和尊重，有一种比较健康和谐的人生态度，就是对国家的贡献，也是对个人的满足。
所以，不要仅仅对大众性的文化产业进行批评、控制或者整顿，更要有一种文化精神上的引导和平衡力量。这个引导和平衡的力量包容性强，内容包括继承和发扬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文化传统，也包括继承和发扬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里面优秀的部分，甚至也包括外国优秀文化。同时这种力量又是态度分明、信息量丰富、有说服力也有影响力、有足够的权威的，它不会只知跟着市场走， 而是引领受众提升自己的境界与文明程度、积累我们的文化成果、攀登我们的精神高峰。它不但分得清敌我，也分得清高端与低下、智慧与愚昧、先进与滞后、创造与伪劣的区别。它们是心中有数、话里有学问、说话管用的。
把外国优秀文化介绍到中国来，就是为中国人民服务的，也就构成我们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例如我们购买一批欧洲出产的皮鞋，1万双，穿坏了一双就剩下了9999双。而如果我们引进的是制革制鞋的技术与设备，是经营皮鞋的原理与态度，那么我们引进的就是鞋文化，我们就必定会根据中国人的脚型与中国人的制革制鞋传统，发展壮大中国的制鞋业。电影、话剧、交响乐、网络都是外来的手段或形式，只要我们善于使用，它们就不再是舶来品，而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与文化手段不可或缺的部分。这个世界本身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不妨拿来为我所用，满足各种不同的要求。（编辑 董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