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差距首先体现在中学的教育环境上。2008年，有5918所普通高中位于城市，7526所位于县镇，位于农村的仅有1762所。农村学校的硬件、师资、生源无法与城市同日而语。近年来，自主招生、特长生、保送生等制度拓宽了高校选拔渠道，农村考生却难以从中“分一杯羹”，因为农村学生获得艺术、体育、奥赛等“补偿教育”的机会不多，自招试题的城市化特色和高昂的考试成本，也让很多农村家庭的学生望而却步。
城乡家庭在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上的差异，也加剧了农村学生比重下降的趋势。2008年，我国城市人均年收入是农村的2.55倍，城乡家庭在经济收入上的显著差距，意味着教育投入上的差距。尽管高校资助贫困生的力度不断加大，清华大学等名校都做出“不让一个勤奋有志向的学生因贫困而辍学”的承诺，但在高中和大学阶段不断增加的教育开支，无疑成为农村家庭的沉重负担。
社会学研究表明，家长的文化资本对子女教育也有着巨大的影响。清华大学大一学生小陈的母亲是一名教师。能考入清华，小陈认为母亲功不可没：“中考后，她坚决支持我到省会上重点高中。她说现在的花费、不便都是次要的，关键是进入最好的高中。我高三时，她会通过书店和网络搜集复习资料、了解招生信息。妈妈还一直帮我排解压力，让我在高三也能保持轻松心态。而我的一名初中同学，她的母亲只有小学文化，虽然也很想帮女儿，但她唯一能给女儿提供的，只是顿顿做好吃的。那位同学高三压力很大，却只能跟我交流解压，而这本来应该是家长要做的事。”
我们在贵州支教时发现，那里的孩子对未来怀抱美丽的梦想，他们希望成为律师、记者、科学家。但他们将来也许会面临上好大学更加困难的现实。让人振奋的是，清华大学今年首次在新疆、甘肃等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了自主招生的B计划，在申请条件、考试费用、评价体系上给予农村学生支持，更加重视他们的成长经历、心态志向和学习能力。我们希望，今后类似的举措能够在更广、更深的层面上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公平。
入学名校的省际机会差异显著
“我们河南今年有85.5万考生，考入名校的竞争激烈程度可想而知。”小陈感叹。高校在各省的录取名额以及考生入学机会的巨大差异，也一直是社会热议的焦点问题。
在我国，全国招生的高校在各省都有大致固定的招生名额。由于各省教育水平、考生人数、录取名额不同，考生客观上进入高等院校的机会存在显著的差异。我们提出了各省“入学机会指数”这一概念，来测量和比较同一高校在不同省份招生录取上的差异。入学机会指数的计算公式是：各省入学机会指数=招生比例/考生比例。
经过计算，北京市2007~2010四年的入学机会指数平均为15.97，排在第二位的天津市就落到了3.42。入学机会指数最低的广东省和河南省均为0.45，是北京的1/35。这意味一名北京考生和一名河南考生，即使其他条件完全相同，北京考生进入清华大学的机会是河南考生的35倍。
这几年北京生源减少导致招生计划数有所下降，但入学机会指数却从2007年的14.61升至2010年的18.81，表明每名北京考生考入清华的机会反而增加了。这种高校招生的“本地倾向”并不鲜见。北京大学2010年校本部与医学院3280个招生名额中，北京市的录取计划为635人，占19.36%。西安交大每年在陕西的招生数更占到招生总数的30%左右。
入学机会指数可以反映出考生进入某大学机会的大小。指数大于1的省市，说明考生进入该高校的机会大于全国平均水平，可以被称为“超代表考区”，该区考生是高考机会的受益者；指数等于1的被称为“正常代表考区”；而指数小于1的省市则被称为 “欠代表考区”，这里的考生可以视为高考机会的受损者。
通过对清华大学2007~2010年招生数据的分析，我们发现：除北京外，成为“超代表考区”的还包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福建、青海、宁夏、海南等九个考区。
属于“正常代表考区”的有山西、内蒙古、浙江、湖北、湖南、西藏、陕西、重庆八个考区。
属于“欠代表考区”的有河北、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甘肃、新疆十三个考区。
入学机会指数可以和各省录取分数线结合起来分析：
分数线与机会指数都比较高的省份有黑龙江、吉林、辽宁、重庆、内蒙古、陕西；
分数线低而机会指数较高的省份有北京、青海、宁夏、西藏；
分数线高而机会指数低的省份有山东、河南、河北、浙江、广东、安徽；
分数线和机会指数均低的省份有新疆、贵州、甘肃、云南、江西、四川。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高校招生中的省际差异，主要表现在不同的录取名额、机会指数及分数线上。这其中有历史因素，也受到地区经济、教育水平和相关政策的影响。其实，教育公平存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形式公平和区域均衡发展的实质公平两个方面。在当前发展程度下，一味采用全国统一分数线的方式追求形式公平，也许并不符合实际，促进区域间经济、教育的均衡发展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教育是国之大计，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促进社会流动、增进社会公平。正如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委员会会长苏海南所言：“我们应当努力营造一个有利于向上流动的社会环境和氛围，让所有人都能够怀有一个‘中国梦’，即只要是中国公民，只要努力向上，不论是偏远地区农民的子女还是城市居民的子女，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和上升的空间，都可以凭借自身的才华和拼搏，改变命运。”这也是我们这些清华新生进行这项研究的最终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