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我们提出的基本主张，我们的基本目的就是要保证全国各地考生的平等录取机会，打破歧视外地考生的招生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我们对考试模式也有所取舍，但是教育学家对这个问题更有发言权，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强调宪法平等原则以及它在招生考试过程中的适用。我们认为，招生公平为高考改革设定了基本目标和底线，任何招生考试改革都不能突破公平底线。

忽视农村学生的上升通道，造成中国大学对国家未来失去通盘视野

    中国青年报：此方案以极大热情关照了农村学生的上升通道问题，在目前的城乡二元制前提下，很多教育界内部人士认为教育问题就是社会问题，整个社会不改变，教育无法解救众生，您怎么看？

    张千帆：我们当然很关心考试标准统一对农村考生的实际影响，因为他们所受的基础教育本身就没有城市学生好，所以原则上大学招生录取应该更加照顾他们才对。有人认为标准统一反而对边远地区的考生更加不利，现在已经在照顾他们，不然说不定他们一个都进不了北大、清华。这种说法其实混淆了不同性质的问题。我们主张招生公平，主要是针对京、沪等大城市，而不是边远地区；这些地区基础教育薄弱，大学招生可以适当倾斜和照顾，譬如规定对这些地区实行同比例招生，大学在西部省份的招生不低于全国平均招生比例。宪法平等不是绝对的，并不禁止纠偏行动这类具备正当理由的差别标准，但是确实禁止不具备正当理由的招生地方保护主义，因而不能再用纠偏行动作为招生地方化的挡箭牌。

    因此，我们主张的实际上是一种二元招生体制：对于5个自治区和云南、海南、青海、甘肃等9个边远省区实行同比例招生，其余2／3以上的省市原则上实行统一录取标准。这意味着85％以上的全国考生将按照统一标准平等竞争。我承认二元体制虽然照顾了少数边远省区，仍然无法适当照顾多数省市的农村考生，但是这么做会不会比现在实行的招生指标制度更糟糕呢？那就让我问一句，现在的招生体制对农村考生又照顾在什么地方呢？如果你看看京、沪等名牌大学的招生指标，本地指标比例当然高得离奇，自不必说，而名牌大学最集中的省市也是大城市集中、农村比例最小的地方，此其一；其二，在外地考生中间，不同省市的待遇也是很不一样的，这些大学首先照顾发达城市，譬如2009年在北大招生比例中名列前茅的有天津、上海，在复旦大学招生比例中位居前列的则有浙江、北京；其三，这些名牌大学最歧视（录取门槛最高）什么地方呢？恰恰是河南、山东这些农业人口比例最高的地方。这样的招生体制怎么可能照顾农村考生？改变这种体制又如何对农村考生不利？如果目前还谈不上对农村考生给予任何特殊照顾，至少不能在录取标准上歧视农业地区吧。

    至于教育问题也是社会问题，这种说法固然不错。有人主张，现行招生体制的地域歧视根本上是户籍制度造成的，取消了户籍制度也就解决了招生歧视，因为山东、河南的考生也可以跑到京、沪等地报考，各地基础教育水平也将趋于均衡。这种说法当然也不错，但是户籍制度涉及城市人口与生存环境、基础教育和社会福利承受力、道路交通容量等方方面面，取消谈何容易？现在各地试行的户籍改革，实际上只限于身份标志变化，没有太多城乡福利平等的实质含量。要等取消户籍才能改革招生考试制度，那要等到猴年马月？又要贻误多少人才培养、损害多少考生的平等机会？这种看法低估了教育改革对社会改革的作用，而教育机会不平等，尤其是农村学生不能通过平等高考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必然严重加剧社会的不平等。招生考试制度只是社会不平等的一个环节，教育改革完全可以先于户籍改革并带动整个社会改革，而不能坐等社会变革。（记者 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