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当领导的不容易，而当一个能干的下属又更不容易。太能干了吧，又有因“功高盖主”而遭遇不测的危险，潜藏自己的能力吧，又不甘心，觉得憋屈。那么，怎样做一个既能充分发挥自己才能而又不被领导人觉得威胁到他的地位呢？下面我们从民族英雄岳飞身上来分析一下，哪类人最让领导人烦心。
能人又是“牛人”，让领导不放心；能人又是“名人”，让领导不开心；能人又是“直人”，让领导不省心；能人又是“贤人”，让领导不安心；能人又是“犟人”，让领导不顺心。
遇到一个不自信的领导本身就是很麻烦的事情。你不做，他不开心；你做了，但是做不到，他很不开心；你做了，做到了，他也不开心。
岳飞面临的就是这样的一位领导——高宗赵构。赵构是作为靖康之难后仅存的皇子，在没有任何竞争对手的情况下走上领导岗位的。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这场战争，这位仁兄很有可能根本没有机会当皇帝。自从当上领导便屡受惊吓，先是来自敌人的惊吓，以致惊吓过度失去了生育能力；后又遭受自己人的惊吓——御营军官苗傅、刘正彦举兵起事，逼迫高宗退位，并加以软禁，若没有张浚、韩世忠、刘光世等人，领导权几乎就被颠覆。在这样的惊变之后，赵构肯定对武将更加地猜疑和担忧。
在这样的公司和这样的领导手下做事情，那肯定是很艰难的。除了干事业，还必须拿出相当一部分时间树立形象、维护关系和表达忠诚。有四个基本问题一定要处理好：首先是让权不让权，其次是听话不听话，第三是闪耀不闪耀，第四是依赖不依赖。
那么岳飞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1）能人又是“牛人”，让领导不放心。
有本事的人不听话，关键时刻还讲条件耍态度，这是岳飞被杀的第一个因素。
岳飞和高宗两人关系的转折是在绍兴七年春。宋高宗本已慷慨允诺岳飞指挥除韩世忠和张俊以外的各军，大举北伐，却因张浚和秦桧的说服，取消成命。岳飞愤慨辞职，为亡母守孝。高宗派人请岳飞出山，岳飞坚辞不就，一连发了三道诏书，拖了六天才把岳飞劝了回来。
我想这个时候的岳飞是企图用这种赌气的方式来唤起皇帝的觉悟。但是，此举可以说是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摆明在要挟皇帝。这件事皇帝表面上是宽恕了岳飞，其实他这口气实在难以下咽。后来岳飞向赵构谢罪时，赵构说：对于你的轻率举动，我并没生气，要不然，必有惩处。这就是太祖所说的“犯吾法者，惟有剑耳”。这句话不软不硬，杀机四伏。可以说岳飞的不听话、不服从已经给君臣关系和自己的命运蒙上了阴影。
（2）能人又是“名人”，让领导不开心。
宣传自己过度，超越了应有的角色，这是岳飞在做事业过程中一个不应有的疏忽之处。
岳飞太想做事业、立功名，但忘记了背后还有赵构一双审视的眼睛在时时关注着他。岳飞的部队叫“岳家军”，这本身就是个大问题。试想，领导出钱，给职位，给资源，给任命，让你来指挥，而你成立的军队却叫‘岳家军’，这不等于心里没有上级、没有公司，只有自己吗？
事实上，南宋初年，确实由于军事作战需要，很多领兵的大将都坐镇一方，招兵买马，恩威并施，国家的队伍就跟自己家的队伍一样。士兵只听将军的，不听朝廷的。而岳飞的部队所向披靡，每次收复河南失地，老百姓箪食壶浆，来慰问感谢，感谢的是岳飞，感谢的是岳家军。这里边根本没有皇帝什么事儿。
这就好比公司业绩飙升，开个记者招待会，旁边新任命的市场部负责人被记者团团包围，在闪光灯下侃侃而谈，使劲宣传自己获得满场喝彩，领导往那儿一坐却没人搭理，根本没有领导什么事儿，你说旁边的领导该是什么心情？这叫功高盖主，势大压主，犯了大忌。
（3）能人又是“直人”，让领导不省心。
岳飞听说金朝打算扶立宋钦宗儿子当傀儡，就上奏建议丧失生育能力的宋高宗设皇储。宋高宗立即驳回，说武将不应干预朝政。宋史记载，岳飞北伐不成，到首都见到了皇子，我们的岳元帅高兴地说：“国家得到了好领导啊，北伐中兴的大业，就要靠您了。”赵构本来就心虚，之前已经有武将拥立太子废除自己的先例了，这次，实力更强的岳飞起劲地夸皇子，参与接班人事宜，让赵构心惊肉跳。特别是岳飞坦言：“中兴的基业，就在这个新领导身上了！”这句话里边包含的对目前领导的间接否定和对未来领导的期待，令赵构更加不安。在皇储问题上，岳飞的坦诚犯了大忌！
（4）能人又是“贤人”，让领导不安心。
岳飞做事业太无私了，把公司的事业当成自己的事情完全投入，对上级没有任何要求。这种太完美没有缺点的人反倒让领导害怕。历史上的岳飞的确是既不贪财，也不好色，还不沾酒的人：有人要送美女给他，被岳飞退回；年轻时岳飞喜欢喝酒，皇上劝了他一次，他从此就滴酒不沾；皇上要给他盖房子，他不要，还说：“敌未灭，何以家为？”又说：“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这样一个不爱钱、不好色、不好酒、不置家产、不怕死，也不贪财的人，图的是什么呢？难道图我的江山？这让赵构心里怕怕的。忠诚度的核心就是相互的依赖感，而“无欲无求”恰恰影响了这种依赖感，所以反而遭人怀疑，这是岳飞犯的一个错误。水至清则无鱼，有本事的人如果让别人失去了这种依赖感，那么怀疑紧跟着就来了。
（5）能人又是“犟人”，让领导不顺心。
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向来是赵宋恪守不渝的家规。宋朝政治制度的一大特点，就是实行重文轻武，以文制武，使武将受制于文官。只要武将功大、官高而权重，就意味着对皇权构成威胁。南宋初，不得不提高武将的权力和地位，这在宋高宗和文臣们(既有投降派，也有抗战派)看来是权宜之计，一直抱着且用且疑的态度。
赵构在绍兴七年以后，逐步坚定了以战促和的决心。高宗为了取得武将对“议和”的支持，特别赐于刘光世、张俊、韩世忠三大将新的封号和官爵，并提升岳飞为开府仪同三司。升迁本来是件求之不得的好事，然而固执的岳飞坚决不接受，皇帝委曲求全连下三道诏书，他才接受。
但在接受的同时，岳飞自己也连续上表，提出形势不容乐观，应加紧训练士兵，以备不测。他要求皇上追回成命，出兵北伐，以便“保全臣节”。如此的不识抬举、不理解领导意图，确实有点激怒赵构。就在岳飞最后一次北伐前，他还反复叮嘱岳飞不可反击过界，北伐目的在于“有限反攻，以战求和，不要全线追击”。今天看来，高宗这样做有多重目的：一是不要招致强敌反攻，以乱议和大局；二是不要孤军深入，以防寡不敌众；三是防备岳飞积累太多政治资本，以威胁皇位。显然，岳飞没有看到这步棋，他一打起来就不回头，而金兵对岳飞早已是闻风丧胆，就向宋朝放话要挟：如果要想议和，必须杀死岳飞，否则将吞并宋朝。这完全与皇上旨意背道而驰。
据说当时有两个小道消息促成了皇帝杀岳的决心：第一是说，岳飞三十出头就当上了节度使，岳飞有一句话说“在我朝这些大将里面，能三十出头当节度使的，除了太祖，只有我岳飞一个人”；第二是说，岳飞解了兵权之后，岳云和张宪在湖北襄阳举兵要拥岳飞，要武力挟朝廷恢复岳飞的兵权。结果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岳飞不合时宜上表，言词激烈，要求恢复自己的兵权。这种做法授小人以柄，让皇帝更加疑心了。
岳飞抗金心切，固执地要求增兵、增权、提议建储、不按领导意图办事、拒绝升迁等行为恰好都触犯了宋高宗的深忌，甚至连留意翰墨、礼贤下士，也会使皇帝疑神疑鬼。他一再真诚表示要功成身退，准备在庐山东林寺看经念佛，以度余年，宋高宗是根本不信的。
当年，韩世忠曾质问宰相秦桧，岳飞到底是犯得什么罪？秦桧只是含含糊糊地说了一句，岳飞的罪是“莫须有”，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也许有罪”的意思。其实，岳飞确实就死在威胁皇权的这种可能性上。
作为一代名将，岳飞亲自参与指挥了一百二十六次战役，没有一次失败，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常胜将军！他文武双全，著有《岳武穆遗文》（又名《岳忠武王文集》），其《满江红》词成为千古绝唱。但是，在忠诚度管理上，岳飞没有看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上级，这个上级有怎样的需求。投身一个公司，立志报效公司，但是却无法获得老板的信任。最后，贡献越大本事越大，领导越害怕，只落得受屈而死，实在可惜可叹！
在这一点上，与岳飞同时代的韩世忠似乎看得更透彻一些，在交出兵权以后又主动放弃了军职，骑驴纵酒游西湖，不见人、不谈专业、不谈事业，那其中的几分无奈、几分豁达，只有当事人自己心中了然……
我想，岳飞的教训一定给了我们不少启示吧。其实呢，这就说明了一点，做人要适度。
